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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陈丹青:艺术家不是路灯

2012-02-09 15:34:08          

木心能被国内读者熟悉,陈丹青不遗余力的推广是一个重要原因。陈丹青在《我的师尊木心先生》里说:“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木心辞世,陈丹青在悼词中发问:木心先生经常引述一位欧洲人的话:“艺术广大,是以占有一个人。”他当得起这句话。他又说:“爱我的人,一定是爱艺术的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当得起这句话吗?

他把读者看得非常高

时代周报: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木心,现在对文字作品了解得多一些,但是先生的画作、音乐作品,尤其是后者就会觉得没有渠道了解。为什么?

陈丹青:画作方面,木心在国内没有展览,到目前只出版了一本画册。我要是他我也不会出版,这是一个太过嘈杂的时代,太多的出版物。每个人都有精装画册,美术圈的人要么就是赶紧立牌位,要么就是赶紧挣钱,这是一个非常孤立的污浊的艺术圈。他不会凑热闹。

如果有足够的诚意,你在他的画上仔细看,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有的复杂感和微妙。

音乐作品,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木心先生生前非常希望找到懂乐谱的学生把他的音乐创作记下来,等到我联系到了音乐学院的学生,先生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身体不好精力不济。所以很遗憾这件事情没有做成。

我听过五六首都是他自己哼给我听的,非常好听,都是他自己作曲,各种体裁,交响乐、交响诗,民族方式的类似满江红、古诗词的配曲,他的记忆力非常好,有些长达十分钟的乐曲,每一个旋律他都记得,为了什么事情,哪一个朋友死去了,于哪一个春天的下午他有感做的曲子……但是他自己没有留下乐谱。他会弹钢琴,自己作曲。

时代周报:读者对他有两极分化的评价,你怎么看待这种认知上的分化?

陈丹青:先生跟张爱玲的时代不一样,跟鲁迅的时代也不一样,那时候读者群的整体水准、整个中国文艺的状况,跟今天非常不一样;主流知识分子群体,主流作家群体跟今天也非常不一样。木心先生区别于所有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们市面上听到过的那些名字,可是他那么晚才出现。在他出现以前长达60年,我们的阅读经验已被1949年以后的阅读完全填满了。所以当你读到他的时候,一部分敏感的人,没有偏见的人,立刻就读进去了,绝大多数人读的是你知道的东西,阅读经验会有错位,这就是先生有意思的地方。

时代周报:有读者说,很多人不知道木心的离开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好,这很好,这会慢慢显示。他的价值越深,越大,显示过程越长。我们已经忘记了很多作家,今天炙手可热的作家我相信很快就会被忘记,他相信时间,他说我跟大家比耐心。

时代周报:你觉得木心先生有没有等到他的心里期许的读者?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那种骄傲可能是骨子里面的,觉得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配得上他。

陈丹青:对,他是非常高贵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他不屈就也不妥协。他那么迟才在大陆出版他的作品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没有人会坚持这个理由,就是他不能习惯简体字,这是他的一个文字立场,也是他的一个文化立场。

他一生写作,他等到79岁才在这儿出版。但是你们没有看到先生另外一面,就像鲁迅一样,鲁迅大家说他是一个硬骨头,冷静的人,愤怒的人。但是像这样的大人物一定有另外慈悲的一面。他是写给大家看的,写给人看的,他当然渴望读者,渴望读书的人能够认知。但是这种渴望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是他要写得非常好,他把读者看得非常高。这不是一个世俗的条件,而是我要写得足够好。那他就相信芸芸众生当中有人会读懂他。这不是畅销书的立场,也不是一个文学家要名扬天下的立场。就是对文学有敬意。对文学有敬意的人一定对读者有敬意。

时代周报:很多作家,像陈村老师,也都佩服他,听说他一篇文章一定要修改7次才能“不耻见人”?

陈丹青:不止,哪止七次?他在每个字上都有立场,这才是立场。你觉得他有精神洁癖,是因为大家没有精神洁癖。所以大家觉得很稀罕。我们今天的汉语世界就是泥浆,脏得一塌糊涂,没有任何教养。我不看中国当代文学,我遇到他我才知道,我可以看中国当代文学了。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当代文学。好的作品很多,好的小说也很多,但那不是好的文学,那不是好的汉语。我非常在乎这个,我遇到他之前就是这样。我遇到他之后我知道还好,我们还有这样一位作家。

他用生命告诉大家自尊

时代周报:我们都听说他生前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细节,全部都要唯美。

陈丹青:你也应该这样,人都应该这样。可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告诉大家,人第一要有自尊,而且要知道怎么自尊。这个时代的问题太大了,你不遇到木心,就会觉得这个时代的问题习以为常。可是等到这么一个人物出现,你跟他对照,发现太大问题了。首先是我们没有自尊,我们也没有洁癖,我们也不懂得美,我们也不懂得尊敬。他提醒了我们大家。他是一个小孩,他是一个男孩。我前天看到他遗体的时候,觉得自己重新认识了他,此前他还是一个活的人,但是当他变成遗体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孩。

时代周报:很多人对木心的生平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将来会出版他的传记吗?

陈丹青:我会写一些我跟他交往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写他的传记,我也不希望有他的传记。没有人能写他的传记。

时代周报:先生有一幅挽联是你书写的,这个挽联是什么意思?

陈丹青:这个联是我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的,“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他的“私愿已了”有几个。第一是他的版画集,我看着他挥汗如雨,做出来的很抽象的石版画。第二是他的照片集,第三是他的素描集,第四是他的俳句集。俳句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把名字想好了,叫《雪句》。照片集的故事非常神奇,最近上海的老朋友那里发现了木心19岁的照片,非常漂亮、英俊,白手套,在杭州第一次展览,和两个穿长衫的人一起拍的照片。更珍贵的是木心的外甥王伟去年带来了全家照,估计1930年或者1931年,当时他三四岁,他爸爸拿着礼帽站在旁边。母亲穿着旗袍,非常美丽的姐姐。他已经去世的小姐姐在后面扶着他,木心先生就是一个小公子。穿着绸缎的长袍马褂,非常美的照片。这些照片将来都会在影像集出现。木心先生在劫难中丧失了自己所有过去的资料,把19岁照片给我看,说“神气得很啊”。他说当时送给朋友就送掉了。我说怎么这样就送掉了,多珍贵啊。当时他半糊涂半清楚地说,国破家亡,几张照片算什么?这就是民国人的情怀。

时代周报:他说自己朋友不多,根据你的观察是这样吗?

陈丹青:所有真正的艺术家都耐得住寂寞,所有作品是在寂寞中诞生的,绝对的寂寞,他要这个。

但其实他一路相识的人,笑谈的人非常多,一直交往的也有,跟年轻人的缘分特别好。

时代周报:从你个人来讲,木心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丹青:他让我对世界对艺术都有了一个立场,有了这个立场我不再害怕这个世界。我知道怎么爱艺术,很多人都爱艺术,未必知道如何去爱。他知道,他教会了我,我试着去爱艺术。你们还年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害怕,总是一个强权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你们的工作当中,各种事情都会伤害你们,让你们担忧恐惧。你们在做人和做事情上要有一个更大立场。先生喜欢说,中国人会说人生观世界观,这都太小了。他说如果你对文史哲有一个了解,你对哲学有一个了解。能够进入你内心,你遇到变故,遇到这个世界在变化,遇到灾难遇到侮辱,能够镇定。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文革”是斯文扫地,很多人会失态,受不了。木心承受了那样的屈辱,保有自己的自尊,这和他的哲学有关系。问题是先生不是一个哲学家,你把他说成是哲学家就看低了他,他跟尼采的立场是一样的,认为最好的是艺术家。哲学应该用艺术的方式说出来。学者更是等而下之,就是整理材料的人。

今天这个社会,学者有学问,已经高得不得了了。这是一个低的层次,不是一个高的层次。当然我很尊敬学者,先生也很尊敬学者。他看了很多西方学者的论述,有一个比喻,学者是路灯,我们需要路灯,把我们的路照亮,但艺术家不是路灯,艺术家放烟火。

“要谈纲领性的问题”

时代周报:读者们还是希望多知道一些先生最后的事情,能不能回忆一些?

陈丹青:他最后说了有些话。我都记了下来。

当时说建造木心美术馆的事情,是贝聿铭的学生林兵在设计。木心说:“贝聿铭在他的时间,每段时间都是对的,我在我的时间,每段时间都是错的。”画家刘丹想把这句话写在木心美术馆里。见到了木心美术馆的设计之后,木心说:“这么好啊,我可以去死了。”

11月1日我必须离开,回到北京,还有别的事情等着。再一次见到先生他已经在重症病房,像一条鱼从水里拿出来那样艰难地呼吸,插满了管子。我对着他耳朵哇啦哇啦叫,他没有反应,就像今天大家看到的那样,只是天人永隔。我到桐乡殡仪馆,他还是那个姿势,但是他不会说话了,那种呼吸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同样的谈话我之前和他也有过。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当时我在他眼里就是年轻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二十八九岁—他说你们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一点不知道交朋友、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不知道怎么生活,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非常明白,现在的年轻人是迷途羔羊,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居然遇上了这样一个人。他还要跟我谈纲领性的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纲领之一应该就是汉语的问题,其他我不知道是什么。年轻人爱木心,因为他是慈祥的老人,他有警句、优美的词章,其实是汉语的力量在打动他们,他们未必知道。

时代周报:读者们很好奇,先生一直在创作,很多作品还是没有和读者见面,现在手稿整理这一块的情况怎么样?

陈丹青:这是蛮庞大的一个工作,他有大量手稿、笔记、俳句没有出版。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清理出来。包括他的文学讲稿。当时我听他的课听了有6个月。请读者耐心等待。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严格。可惜现在不能经过他同意了。我们怎么选择他才会满意呢?

时代周报:你在纽约上他课的时候记过很多的笔记,大家都知道他讲课非常精彩,也很好奇笔记能不能公开。

陈丹青:我记笔记记得快,很准确。我希望这个能出版,但是他一直不希望出版,说那个不是作品,但是我知道年轻人、读书圈都很渴望。这个要想一段时间。

我有五六本笔记,全部输入电脑是很庞大的工作。起先拟定的是20多节课,中国从《诗经》讲起,西方从希腊讲起。后来他涉及得很多,阿拉伯、南美、亚洲,印度、日本、土耳其、波斯,一些小国都囊括,问题是这些知识他在少年时就有了。但是他很认真,每次讲稿在两万字左右,最精彩的是他停下来的即兴发挥。我全都记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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