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之林 2005 玉米地之三 布面油画 212×136cm

　　悲鸿恩师的油画《箫声》

　　引我进入艺术的殿堂

　　古元同志的版画《菜圃》

　　把我送到陕北黄土高原之乡

　　陕北窑洞里的老大娘给了我两把金钥匙

　　一把叫“生生”，一把叫“阴阳”

　　打开了中华民族本原文化的宝藏

　　这段被靳之林先生称之为打油诗的文字，显露出他高度的睿智与深厚的哲学修养。他正是以这一首诗回顾并总结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及创作历程。

　　多重身份的定位

　　从一开始跟靳之林老先生交谈，我们就感受到了他那浑厚嗓音之下的雄浑气魄。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发现了那份久经世事的稳重与淡定，虽然文革时期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揪、打、抽、踢、踹，批斗、关押、刑讯、毒打得他死去活来，但谈起文革时期的这些现在人看来痛苦的往事，老先生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微微一笑，“去五七干校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一床破被子，和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哈哈”

　　1947年靳之林就学于国立北平艺专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师从徐悲鸿、吴作人先生，国画师从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先生。而这一年也正是他教育生涯的开始，“如果从教小学算起的话，四七年我开始做勤工俭学教小学生绘画了， 从教大学算起的话，那就是从五一年留校任教开始的。”在靳先生近四十年的美术专业教育生涯里，他培养了大量有名望的画家和美术工作者，我们称之为教育家、学者，对于靳老先生来说都名符其实，而这一头衔作为靳之林先生的本色身份，自然不在话下。靳之林先生最早师从徐悲鸿，齐白石两位名家，后来又协助董希文先生创立了中国油画工作室，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分别创作了《南泥湾》《女书记》等震惊画坛的经典画作。

　　靳之林同时也是人文领域的著名学者，卓有成就的考古工作者，致力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为表彰他做出的重大贡献，法国功勋与敬业最高委员会授予他“金质十字勋章”。

　　一心向往的陕北黄土地

　　靳之林先生作为河北滦南人，却对黄土高原的陕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热爱陕北的窑洞，在吉林省艺术学院任教的日子里，虽然能饱览辽阔的松辽平原，壮观的长白林海，却一心向往着陕北的黄土地，他一再向省领导同志要求到陕北去，却总是被推搪回来，“他们说你总是要求到陕北去生活，难道你在吉林就没有生活吗”，说到这里，已经八十二岁的老人仍以浑厚的嗓音笑了起来。但靳之林最终还是得偿所愿。1973年他到达延安，开始从事民间艺术研究。在这里，他创作了《宜君大雪塬》《凤凰山麓》等大量作品，这些画的用笔写意性不仅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自由和抽象，也是对于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情感的自然流露。

　　谈起他的老师，靳老先生再次引用了他那首诗中的一句，“陕北窑洞里的老大娘给了我两把金钥匙 ，一把叫‘生生’，一把叫‘阴阳’”，对于这位“老大娘”，靳老先生敬爱之情溢于言表，“陕北老大娘是我这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难以忘怀的恩师

　　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靳之林先生多次提到徐悲鸿与董希文两位恩师，而且不时赞许两位大师的艺术成就。当我们问到当年董希文油画工作室的艺术原则与追求方向时;靳老先生表达了董希文先生当年的观点，“一，是油画的民族化;二，是油画民族化基础上的百花齐放”，他还表示非常赞成董希文先师的观点，而且认为其本人艺术技巧的成熟，跟董希文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不管是恩师吴作人，徐悲鸿，还是对他有过深远影响的古元，靳老先生也都表现出对他们深深的感激与怀念，而现在同样为人师长的他，也表达了对现代美术教育的最基本原则的看法，他说，“美术教育的原则这一块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谈无法之法，是为至法，没有方法的‘法’是最好的‘法’”这一点表现出了一切大家在几十年或一辈子艺术上的探索后所领悟到的艺术本质，巴金先生也曾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两位老先生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艺术领悟让人很难不坚信这种观点的真理性。但这一点也需要有个环境基础，而这个环境基础很重要，就是靳老先生所说的“有一种朴素人文生活环境，而且人要做这种生活的参与者”。

　　艺报：油画在中国发展这么多年，您怎么看待现阶段中国油画与油画民族化所处的位置?

　　靳之林：这个很明确，油画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是作为中国的油画，它就一定是中国自己的油画。他和西方油画是两回事，作为文化来讲，中国油画是属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油画里面加进去的一个中国部分，油画民族化的问题，董希文先生曾强调一句话，就是看你有没有中国人的血液，这句话说的比较尖锐，它是一个中国人血液的问题，意思是它不单纯是一个形式问题，我觉得这说得非常深刻。

　　艺报：这么多年来，您之所以对延安的感情深厚是出于什么原因?

　　靳之林：对延安的感情是这样的，解放以前，我基本上还是在象牙之塔里面，是从徐悲鸿，吴作人，董希文等老师那里学到了技巧与艺术，在那里学习绘画的人，我是其中比较早的喜欢现代的诸流派(包括后现代印象派的与后现代印象派以后的)的学生之一，当然老师们也没有不让我搞，但那时我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方面还不明确，仍处在探索时期。但是在四八年，在抗战八年木刻选展览的时候，我看到了古元的木刻，我就一下子投入进去了。包括在四九年以后，看到了他的剪纸风格的木刻，再加上李波的《翻身道情》，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这一系列强烈质朴的农民与质朴的生活气息，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后来我一直想到延安去，去落户，因为我崇拜徐悲鸿先生，他的油画作品，作为刻画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最高境界，还没有任何一个画家达到他那种水平。他画的知识分子的肖像，别人都比不上，而这一点上的民族化，我觉得西方是没有的，西方任何一个画家都不可能画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素质与气质，而徐悲鸿做到了。古元的木刻，之所以那么感人，就是因为他跟徐悲鸿一样是生活得参与者，而不是采风，体验生活还不够，必须跟农民容为一体。所以这个观点很重要，没有这个观点不可能产生徐悲鸿，没有这个观点也不可能产生古元，所以到五九年我有机会下去，加之带着国家博物馆的任务，我到延安后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回去以后，我就给单位写信：我要到陕北去，我要去追求这个魂，到现在我还在招这个魂，这就是追求质朴的气质。

　　艺报：是否可以说您更多地是从民间美术着手而获取艺术手法的?

　　靳之林：开始可以说是从民间美术开始的，但是后来我对民间美术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看法”了，这就是它太只局限在民间美术而没有升华，民间美术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它的哲学观和美学观，主要不是在于它的工艺传承，而在于它的文化传承，如果它的文化环境没有了，社会环境没有了，就像老虎如果没有了森林，关在动物园里也是传承不起来的，关键的是要传承社会生活的文化，有了森林，老虎自然就能传承下去。

　　艺报：您觉得现在国家在重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传承之后，有可能建立起继续传承的环境吗?

　　靳之林：按照现在的做法，中国的一些文化传承是要断裂的，而且它不是某一个地区的问题，不管是上海，或者陕北，或者边远地区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下的传承，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可能就会发生文化翻车，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外来力量的冲击的话，就可能会慢慢地自然地转化过去，因为文化本身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这样的发展，它的文化记忆，也就是核心，是没有变的，至于整体的思路，我觉得还是那种老虎与森林的关系。

        附：靳之林简介

　　1928年，6月18日(农历庚辰五月初一)出生于河北滦县胡各庄镇(今河北省滦南县)。

　　1934年，6岁，入祖父创办并任校长的胡各庄小学学习，绘有田园诗风光的《田野晚霞》与《爬墙虎》两幅水彩写生。

　　1947年，19岁，就读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由徐悲鸿亲自口试录取。水粉画《帅府园街景》为徐悲鸿收藏。

　　1948年-1949年，就读于北平艺专 参加董希文先生为天安门绘制巨幅毛主席画像。

　　1950年-1952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 创作年画《开国大典大游行》。

　　1951年-1961年，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创作油画《太行山村的早晨》《南泥湾》《罗盛教》等。

　　1961-1963年，吉林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创作油画《松辽平原高粱熟了》《新立城农村的秋天》等展览馆创作40幅油画。

　　1965年，下放劳动 创作大幅油画革命历史画《农安解放》与三组《家史》创作。

　　1966-1976年文革被批斗 创作水粉画《万山红遍》等，6月19日封面发表。9月被宣布平反。

　　1973年-1986年，延安地区文化馆工作 创作1986年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油画《延安儿女心向华主席》等 策划《延安地区石窟艺术图片》 发现大顺城遗址。

　　1987年至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致力于民族文化的考察 并继续油画创作 及个人展览《靳之林个人油画展》个展在德胜门箭楼艺森画廊举行。油画《野百合》入选在台北举办的“20世纪回顾—百年中国油画展”。

　　2007年，9月，油画《芍药》参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美术家协会展览馆举办的《俄罗斯中国年—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展》。

　　2010年，5月，《靳之林油画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靳之林现象》画册同时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