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四十不惑的我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书法不好。有时候就会瞎想，假如当年国家高考将书法列入其中，或许我的人生会有所不同，至少生活会因为书法不错增加一些幸福感。当年董其昌因为书法不好落第，发奋图强，最终成了书画大家，得其烟云供养一生，真是令人羡慕！谁知道转眼之间，国家就下了文，要求书法入校园，或许再过段时间，书法入高考真就实现了呢？虽然这跟我个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但想想就会开心，毕竟这说明传统文化的生机开始恢复，复兴自然也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毕竟书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与世界流行的拼音文字不同，中国文字具有独立的美感，书法更是集合了民族审美观和价值观的载体，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延续、发展，乃至归宿。翻读历代名帖，每个字如同水珠，汇集则成汪洋大海，独立也能圆融无碍，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财富，也是整个世界的宝藏。只是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乃至科技时代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轨迹更是逐渐程式化，日复一日的重复，人性仿佛也开始变得机械单调，人情自然就越来越冷漠。可人毕竟不是机器，我们需要高级的精神食粮，那么，书法昭示的内在美还能获得大众的重视吗？不会多少年后，我们会像忽略其他艺术那样，比如昆曲，比如古琴，将书法保护起来，束之高阁，隔绝了地气，只能由那些翻弄故纸堆的闲人才有机会接触并理解吧？真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文化就真的穷途末路了。

所以，当年书法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大吃一惊，继而深思，然后竟有些欣慰。所以吃惊，是因为叹息书法竟然落魄到需要保护的地步；所以深思，是因为身边毕竟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书法；最终欣慰自然是领悟到书法入非遗名录，其中必然有些道不明的内幕，或许我们误解了非遗的概念设定，或许只是有些人为了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的缘故。真是如此，则跟书法本身的生存状态无关，那么这件事本身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只是我颇为好奇，据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总要落实到个人，或者组织，那谁能代表中国书法作为技艺传承人呢？同时，将书法作为技艺，那是不是有悖“君子不器”的古训呢？所谓器，就是工具，工具很重要，但工具不是生活本身。过河之舟很重要，非它不能过河，但过了河就不再需要舟。你总不能背着一艘船继续赶路吧？如果一生足够长，那么该背负的东西也会足够多，人的肩膀究竟能承担多少重量呢？所以，东汉蔡邕在《书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当年读到这一句，真正受教，乃至有些泪下的感觉，书法不仅仅是艺术，不仅仅是载体，更是最好的心理老师，是人生减负的最佳方式。无论走到哪，有笔无笔，书法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去体会，去参悟，去实践。当年东晋大将殷浩，落魄在家，闲极无聊，即于空中书写“咄咄怪事”，其中滋味，也只有当事人能感受吧？

很遗憾，今天我们遇到了太多怪事。号称书法家的人不会写书法，位置尊贵的书法大师写错别字，其实不会写字的人到处题字留名，这都是反面例子，正面例子当然也有，比如沛县的孟昭俊先生，他没有显赫的官衔，没有深厚的资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一辈子爱写字的人，结果他的字写得很好，在我看来，诸多所谓的大师，乃至各级的书协主席都写不过他。可是他偏偏就这么寂寞无声，偏偏就这么甘于冷落，人生真是如梦，曾经担任的徐州市书协副主席在今天更是连五斗米的小官也比不了，转眼之间，孟老就已经七十有六，闲暇之时回头看看过去那些曾经的同事，有的已经人世相隔，有的却成了全国著名人物，只有自己还是蜗居沛县，写字自娱，他人或许以为寂寞冷落，但这又如何呢？当年汉高祖刘邦不就是从沛县走出去的么？后来他当了皇帝，回到故乡，喝酒高兴，随口免除了故乡的赋税，并唱了一曲《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风歌》当然很有气势，唱的人更是有地位，所以汉代大书法家蔡邕将之勒石以记是免不了的。不过时光流逝，金石亦销，沛县所存的《大风歌》石碑也不能幸免。所幸，沛县有孟老，他生长在沛县，此地应该属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是沁入骨髓的。所以，他愿意为此做些贡献，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揣摩，他将残缺的《大风歌碑》碑文补全了，并且书写了出来。这对当地文化界来说是盛事，因为有着浓浓的乡土情怀。甚至，大而观之，这于中国文化界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宋代大儒吕东莱在其《东莱博议》一书中说：““善政未必能移簿俗，善俗独足以救恶政。观政在朝，观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浅，俗之所得者深。”鲁人好学为风，习礼成俗，夫子的有教无类更是开启了中华文化的文明之门，引导我们以道统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完全将生物“人”提升为精神“仁”，这是一种形而下至形而上的转变，是质变。是以古人有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我也曾在一篇文字中说过：“如果山东人不爱书画，那么中国书画就真得没有希望了。”沛县旧属山东，孟老也可媲美古代君子，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自己有觉悟去多做少说，如此君子，历代层出不穷，各尽其力，矢志不移，宛若愚公移山，令人赞叹。毕竟夫子只是开其风，若无后世子弟的成其俗，则重文重教的传统未必能深入人心，而且，唯其如此，几经挫折的中华文化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能绵延不绝五千余年。孟老说自己从小喜欢写字，一生就是四个字，“认真写字”，还说自己愿意为“汉文化出力”，这么简单的话语其实就是汉文化的精髓，是一种文化上的真心归属。

认真写字的孟老一生真是写了不少字，每一个字都力求合乎古人的气息，却又要求有自己的性格。他说“书法贵于自然”，“书法不要造作”，还说：“创新，也应当创新，但不能无目的创，应当在传统书法扎实的基础上，然后再变，变成有自己风格的这种书体，才能叫大家认可。不能一味地创新，你想在一个晚上就练成一个书法家是不可能的，得一点点地磨练，多思考，多向古人学习，多向大家们请教，多看大型的展览，吸取有益的东西，这样才能不断的进步。这样学书才能很顺利地成功。”实际上“创新”这个词是不适合用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因为“道”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本身自性圆满，无新无旧，只可意会。古德说“开口便错”，人有是非之心，你我之别，即不可从容中道。所以，哪里能有创新之处呢？所谓创新，不过就是从形而下的技法而言，但法从心出，书法的创新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心性修养的提升上，孟老的话虽然平实，说的却是真正的书法之道。

以道御书，法贵自然。孟老秉承此原则从容自如地写字。孟老善写篆隶，楷书、行、草书也无一不精，功力深厚，踏踏实实，笔画之间，虽间或有些不平之气，但总归于心安理得的精神状态。几十年来，也知晓了其中三昧，有了自己的风格。且看诸位专家是如何评论孟老书法的：

著名书法理论家、原人民美术出版社书法篆刻室主任雒三桂说：“余与孟公相识未久，偶覩其书，见其磊落雄壮,奔放恣肆，知公胸中磊落之气而发之于书也，公固善书者，下笔有由，而法度森严，凛然之气，令人不可逼视。”

孟先生多年好友，著名文史学家田秉锷先生如此评价：“吾与孟昭俊先生定交二十载，始羡其为书家，终慕其为君子。得君子交，吾何幸焉！昭俊善书，以端庄富丽为宗。不秘其技，不神其术，不昂其值，不沽其利，故求学者众而求书者夥矣。徐沛间以书法名世者比比，萧然不售者寥寥，昭俊孤持不群，岂非君子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说：“孟昭俊先生的书法整体上有一种清峻之气，他的对联几乎副副精彩，落笔沉稳有力，隶书有以锥画沙之妙，行书则松弛自然，起笔不急切，收笔不匆忙，信心十足，没有数十年的功夫，恐怕不会有这等样态。榜书与对联中，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每个字的气息与节奏，品味到作者的自信与从容。这是一种‘老成’的书法风格，老成中又有某种浓艳的滋味，除了款识略显随意外，确实无可挑剔。”

荣宝斋出版社副总编崔伟说：“孟老曾受过米芾、王铎的影响，结字欹侧取势，以欹为正，振迅天成，不主故常。其线条如绵裹铁，在秀润中隐含着铮铮金石之气，坚实沉郁，老辣生涩。在章法的处理上，孟老已表现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游行自在，无不适意。忽而如小溪南流，垂首低吟，忽而似大江东去，引亢高歌，蕴含着丰富的节奏感，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他的作品中，时见一两处主笔，顶天立地，气贯长虹，令人初则惊叹乎其形峻，继则称妙乎其韵长。“

专家们的珠玉在前，我也就不多赘述。单纯点说，我只是喜欢孟老的字，尤其喜欢他的隶书，隶书本身就有的静气和孟老的精神世界比较吻合，或者也是因为我自己学书法是从隶书开始的缘故吧？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欣赏角度，但每个人的理解又不可能突破大美至诚大的范畴。书法是一个载体，固然无言，但又将作者的心绪修为展现无遗，欣赏书法，就是一个印证心性的过程。夫子说“无交友不如己者”，若视书法为友，则入眼所观，当求其精神状态有补益自身者。这才是真正的欣赏之道。所谓大道无亲，非其无亲，还是作为受者的自身障碍太多，无法接纳理解而已。所以，当前诸多的流行书风，实则还是写字的人自己的心绪变化的显现。书道自古如如不动，不会因为他是王羲之，是邓石如，是孟昭俊，或者我是一个未曾入门的书法爱好者就有所差别。认识上总归于道，实践中千差万别而已。

我与孟老未曾谋面，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接触了他的书法。当时我还在出版社工作，朋友介绍去宋庄看展，遇到了孟老的书法，欣赏之余大是感慨，果然文化在野。此外，孟老还写了三十幅杜甫诗词，扇面、斗方、长条，种种形式，篆隶正草，不一而足，令人阅之心情舒畅，颇有长啸山林之意。同时，我也赞许宋庄的北京伯隐当代艺术中心专门推介孟老书法，以为是真正的书法大家，可惜是一流的水平，二流的地位，三流的市场，希望能借此扭转这种不正常的文化现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绵延作出贡献。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人，这样的书法，尤其是在宋庄这个以前卫艺术为主的地方，能看到这样坚守正统书法的阵地，自然就有一种愿意效力的感觉。

毛主席说过，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文化战线一如真正的战场，甚至更加惨烈。一百多年以来，虽然我们国家终于回归世界强国之列，但文化战线中却是屡屡败退，以致西方美术史专家高居翰在其著作的序中毫不讳言他的遗憾，说迄今为止，西方文化标准已经在中国的诸多学术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有书画审美这个领域中，西方学者甚至都禁不住地依旧采用中国传统的概念。高居翰还说，他的任务就是要打破绘画评价这个中国文化阵地的最后堡垒。高居翰的书被介绍翻译到中国，中国相关出版社肯定出了大价钱，市场反应似乎也很不错，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文化工作者有足够宽阔的胸怀么？当年读书至此，未尝不叹息再三，幸亏我们还有无数孟老这样的野逸，画得好，写得好，我们还有北京伯隐当代艺术中心这样的伯乐，还有更广泛地懂书画、爱书画的群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自强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时期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默默耕耘，需要重文重教的风俗回归。于孟老来说，就是“认真写字”，于我们来说，就是“认真看字”。

且以“认真写字”这四个字为题，为孟老书法认真点赞！

2017年4月6日完稿于北京璟园晴窗之下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