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成都见到我的伯父——著名画家蒋宜勋，与今年年初见到他，时差近20年，光阴如梭，庆幸的是岁月的磕磕绊绊丝毫没磨损他的笑容，也丝毫没有影响他充满童稚和富于幻想的性格。伯父依然笑声朗朗、神色飞扬，谈起他的近作更是滔滔不绝、手舞足蹈，神色中透出创作激情的火焰。第一次见伯父，是在他成都军区家中的画室，过春节我随父母去探望他。他穿着色彩斑驳的工作服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拾掇一张油画布。印象较深的是他的画，紧紧密密地搁在墙面，层层叠叠地垒在书柜顶上，桌上摊的也是他的画稿，画室显得很拥挤，铺天盖地堆的全是作品，有版面、油画，画的是刚毅的藏族汉子和健美的藏族女子。作品个性鲜活、豪迈、明朗，有股纯粹的号召力，让人感受到高原人乐观坚韧的意志和开朗豁达的性情。在那时，伯父就已将藏区题材确定为艺术的开垦地。今年年初，我再次看到伯父的作品时大吃一惊。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在版画与油画上成绩斐然的艺术家在国画创作中显示了更高的艺术才华，扎实的艺术功底让他的国画笔墨独树一帜；令我敬佩的是，他活跃创作思路与简练的表现手法并不随年纪的增大而有丝毫衰减，相反，花甲之后，他的创作热情与创作灵感每每火山喷发，映红高原的天。
    事实上，以藏区生活作为表现题材，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都不陌生，画家开始注意藏区生活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颠沛流离使艺术家体会了普遍百姓在艰苦岁月里的生活和情感，他们以新奇、虔诚的捕捉着大西南和大西北的一切，包括藏族妇女的身影，藏区的景色。吴作人先生1946年创作的《藏女负水》，董希文先生1953年创作出《春到西藏》，都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杰作。50年代后，石鲁、朱乃正等都创作了藏区佳作，不过与此时的文化基调一样，他们都描绘新貌，歌颂英雄主义为主题。“文革”终止后，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让人们第一次从画幅中看到粗朴、强悍，虔诚的藏民形象，感受到浓烈的高原藏野之风。此后，画家、摄影家、音乐家、舞蹈家、影视编者纷沓而至，藏区成为艺术家造访的热点，纷纷向那片神秘的土地叫响。
    伯父蒋宜勋是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画家之一。四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伯父无数次往返于四川与西藏之间，无数次到藏家落村扎户，足够的生活体验使他的艺术创作带着一种神圣的震憾：灵性悠扬，沉醉理想，以平和的语调与藏族人民对话，以鲜活的形式折射藏族人民的心灵，这使得作品既虚泛又灵动，既充分真实又诗意盎然，既简略朴拙又淳厚纯静。它使我们体会到高原人的乐观豁达与坚韧意志，让我们沉浸于每一个自然生动的画面场景，沉浸于每一幅类似于欢乐、沉浸于虔诚的对话之中，我们又可以非常鲜活地感受到人性的舒张，生存的刚毅以及作品中洋溢出来的心境的明朗。作品抛弃了苦涩、木纳，脱离了粗糙、原始，勾勒出一片充满阳光与欢笑的高原世界，作品中既有羞涩甜美的少女，也有成熟稳健的妇人；有久经风霜的老人，也有不谙世事的孩子；有粗犷野性的男子，也有情窦初开的少年，有甜美温馨的一家人，也有浪漫幸福的小恋人；有赛马场上的英姿，也有喇嘛辩经场的虔诚僧侣。尽管作品主题与形象各不相同，但洋溢在人物脸上的都是乐观豁达的笑容。含蓄隐晦的笑、豪迈爽朗的笑，慈祥和蔼的笑、天真烂漫的笑、幸福满足的笑，无数笑容构成和贯穿了伯父作品，其观念的背景支撑则来自于伯父无数次在藏区最深刻的感受，即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用前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版画家李焕民先生的话说，伯父用他的画笔向观众描绘了一幅活生生的当代西藏人民绚丽多姿的生活画卷。伯父的作品线条简练、刚直、顿挫生动与笔下人物粗犷、刚毅乐观的性情相得益彰。独特的绘画语言得益于他多年扎实的版画与油画修养，他已将版画的黑、白、灰关系，油画的光影、体积关系融会贯通，并引用于中国画深邃的笔墨体系之中加之深厚的造型功底，他的作品往往一气呵成，轻松驾御各种人物动势他吸收了工笔和写意的风格特点，兼工带写，巧拙互通，整个画面明朗大度，空灵流畅。随着艺术市场的逐年升温，伯父清新明朗欢快主题与他精湛的画功也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画中人物所绽放出如金子般的笑容感染了每一个观者。与艺术市场良好接轨，充分肯定了伯父多年来耗费的心血。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岁月里，伯父将以他对艺术不懈的追求，在西藏系列绘画领域，开辟新的更加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