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王广义从珠海画院离开，来到武汉工业大学任教。刚好舒群和任戬也在武汉，再加上皮道坚、彭德、祝斌、黄专、鲁虹等批评家和美术史家，以及以尚阳他们武汉美院的一帮人，武汉登时成为当代艺术重镇。来到武汉后王广义开始创作“大批判”，1992年西方几家权威艺术媒体——《Flash   Art》、《Art  News》大力报道介绍了《大批判》。

1993年，王广义参加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 以《大批判》为代表的“政治波普”自此成为西方认识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途径。此后，王广义陆续创作了《东欧风景》、《Visa》等一批“国际政治”题材的作品，参加了各种级别和类型的国际展事。

Comment 

在《大批判》中他放弃了一切完善艺术风格的努力，直接将两种完全异质的图像——“文革”式的政治招贴和西方消费广告——并置在画面中，这种方式更像是一场风格的赌注，它以矛盾的态度叙述了在启蒙时代和消费时代相交替的诡谲场景中文化所面临的真空状态。(评述者/黄专)

王广义的《大批判》巧妙地把握了沃霍尔的“浅显易懂”和波依斯的“深奥晦涩”之间的张力。我想这种艺术趣味也是最符合他的个性：像猴一样灵活应变——沃霍尔的“欣然接受”，像虎一样的勇猛出击——波依斯的“无情批判”。把两种相悖的艺术形象扭合在一起，也大概正是他在当代艺术中所要创造的那种特殊的“幽默”。( 评述者/严善錞)

要我看，广义属于天才型的艺术家，他画出这些“大批判”的画来，本身就是一种天赋的表现。很难说他画“大批判”的时候要批判什么东西，这是他对视觉符号、绘画可能性本身的一种叛逆，因为中国绘画最常见的主题或表达方式是史诗或者某种故事情节之类的。他是1950年代生人，他青少年经历的文革其实是一种全民狂欢的时代，最新指示来了，半夜都要爬起来去游行，敲锣打鼓的。我觉得“大批判”系列是广义对狂欢的一种追忆或再次的重现。( 评述者/隋建国)

Story

老张给的报头资料

(调到武汉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杭州，在老张(张培力)那儿，他给我找到一本“文革”期间的报头资料。我一看觉得很兴奋，回来后就开始弄。一开始我就想放大，没想到弄可乐什么的。我想先画出一个再说，当时是一米乘一米的，那真是打格画的，因为我画不出那种一模一样的感觉，我就不知道具体怎么弄，但觉得它潜在地好像构成什么文化模式。当时有外烟、可乐，那时可乐还算是比较奢侈的商品，那种比较大的罐。我画画时旁边就摆着可乐，很偶然发现这个好，放哪儿有点没想清楚，但画完我就感觉成了。(讲述者/王广义)

穿着破牛仔裤满世界跑

1992年，王广义和我都还在武汉。去香港(参加后89’中国新艺术展)前，广义去我家帮我取钱，当时我在广州。广义走后，我夫人张琪敏打电话给我，叮嘱我要关心王广义，因为她感到王广义生活非常困难，又没人照顾，穿一条牛仔裤，膝盖上破了两个碗口大的洞，他还在满世界跑。张琪敏不知道，王广义那时已经是艺术家里的富人了，他穿的可是名贵的苹果牛仔裤。那次在香港，王广义就穿着这碗口大洞的裤子，长头发，还留着胡子，戴着墨镜。他和外表普通的我走在一起的时候，回头率很高，香港人都看王广义，觉得他稀罕。(讲述者/尚扬)

马上写辞职报告

我在武汉工业大学教工业造型。一开始单位的院长对我很好，除了上课，任何事都不用去。大学每个星期三有例会，必须去。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很烦。院长就说你弄你的东西，不用来，有事情我会通知你。后来他调走了，新来的院长开会时就问王老师怎么没来，有人就说王老师从来不来。有些人对我比较有看法，觉得我这人在艺术界比较有名，所以原来的院长就给我特殊照顾。新院长说这不行，有名没名也得来开会，他就让秘书找我去谈话。我到了院长办公室，他说了一些官话，说开会是必须来的。我说又没什么事还耽误我的创作，有事找我、告诉我都没问题。我这其实是很平和的说法。但院长觉得我的口气好象超越了他的权利，就突然不高兴了，他说在大学里你是一个老师，必须一环一环走。我很平静地说我挺难做到，院长马上翻脸说这样是不可能的，只要当老师就必须来开会。一下子把这话说僵了，然后我突然就问院长： “你有笔吗？”他说：“有。”，我说：“借我用下。”然后我随手找了张纸，就到一边儿开始写，院长很纳闷，不知道我干嘛呢。我写好递给他，他一看脸色都变了——是“辞职报告”。院长也感觉挺突然的，一下子这事结束了。我也没有选择了，就来到了北京。(讲述者/王广义)

等火车谈财富

有一次他送我去坐火车，因为经常去，我也不记得是哪一次了。我们坐在候车室，当时里面没什么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讨论到钱的问题，说：“贫困是不行的，贫困是一种瘟疫，它会导致人的失败、艺术的失败，所以人必须争取财富，艺术应该和财富联系起来。”(讲述者/吕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