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虹／文

绘画是承载一个人所有精神的物质结果。很庆幸，马骏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更醉心于自我，那种与生俱来的纯粹，导致他的绘画面貌在传统笔墨转化时很如地输入了自我生命意识，那是他生命的一份清凉，一份高贵的质朴。

器物是马骏的另一种审美，他喜欢高古时期的瓷片、瓷器，一个非常简洁的器形，可能蕴藏着那个时期最复杂的工艺。而瓷器上太过精致的装饰或者太过生动的表情，倒不是他所关注的。几乎很多次，他都能在老窑址中淘到最好的瓷器，而最顶级的器物在马骏眼里可能就是一团清气，一个时代最高级之美。有一阵子，马骏喜欢汉代陶俑，汉代陶俑表现出的激情、浑朴恐怕应对了他的心，那种大朴不雕的力量之美符合了马骏看待艺术的一贯眼神，而朴拙安静的北朝陶俑则更激起了他内心的波澜，他也青睐过唐俑，不过很快，他发现那种热烈的生动，让他有些不自在，他更喜欢迟缓一点，甚至木讷一点，味道厚一些的东西。显然，器物的选择，是马骏情感的选择，他在找寻自我的向往，那不是一种熟透了的灿烂之美，它更是一种含苞待放的青涩之美，太过热烈的激情似乎少了一份清冷的长久。

所以，马骏的画面闲散、松弛，有着一种悠然见南山的意蕴。魏晋的一份自然、内省、自在的气息，贯穿在他营造的整个氛围中。我相信马骏即使有前世，也生长在魏晋。他将他对历史的敬畏，对传统的领悟，用根根讲究质地的线条，从容地勾勒出来。马骏生在中原之地的天津，他自然更喜欢具有着浑朴沉静的北朝艺术，那个时代散发的一种清简高贵的质朴之美，自然地注入进他的绘画创作中。

总有那么一批人，越过了唐宋，到了一千七百年前的魏晋，和魏晋的人一样“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慕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将自由的心灵寄托于艺术中。马骏和他们一样，他绘画中的人物无疑表现了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当然是马骏式地洒脱和自由，虽然没有确切时空，但《世说新语》中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那个状态，马骏绘画中不是没有。那“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乘云御风，以游于尘之表”之境界恐怕也是马骏内心所追逐的。

一个人选择的审美基准，能看出一个人审美的高低。来自汉代的石刻、壁画、陶俑、北朝瓷器、晋唐人物肖像甚至民间年画等，都是马骏的偏好。滋养马骏艺术的更多的是一种大气、沉静的艺术指向，他所有的偏好是他生命的指向，正因为此，马骏内心高逸潇洒，他找到了最适合的表达形式，有特点的线的勾勒和淡墨晕染。

以线造型的中国画，传神、造势、造情景显然有着其特殊的意义。把握这里的绝妙，当然是看绘画本身带给观者感染力如何，最高级的情形是觉察不到线的存在，绘者将线与形浑然一体。在整体的图像中，观者感受到的是画面的气韵和精神。

所有的内心取舍都是一致的，马骏最喜欢的当然是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对于顾恺之的线，马骏的形容非常迷人：高贵清新，像春天的柳树芽，虽然并不强势，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因为春天就在眼前了。在马骏的绘画中，线和形是紧密结合的，即使我们感受到技法的存在，那也是含有了精准的道之后的技，马骏的充满写意状态的线的描述，在乎画面整体的气韵，在乎画面整体的节奏，这正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吸收的结果。

马骏之所以获得如此清新的绘画面貌，正是因为他尊重自我，表现自我，将传统的笔墨关系中注入了今人的深情。他笔下的人物闲在中还有着一种当代的意味，那是一种人类情感中永恒的淡然、自在，也是某个细节上的出手不凡，所有的一切都是马骏将在自我的生命体验融汇于创作中德实践，笔墨之下是对传统的传承，也是展露心性的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