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艺术创作的心态。

    汹涌澎湃的经济改革大潮，又把我的艺术创作推向了新的十字路口，思绪万千，归根结底一句话，“艺术难”从历史的角度看，我所处的定位，而我的优势也给我极大的局限性，我是一九三五年生，如果人生以百年为限，命运正常，我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年代中国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运动、斗争、改革中，从我与绘画结缘以来，近三十年，我的艺术创作一直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在不断运动的年代，只能搞“成教化，助人论”的宣传艺术，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有了一个改革开放，宽松的环境，我的观念也跟着改变，我的艺术创作，由“教化”向“表现”过度，还艺术于本源，艺术本来就是表达感情的精神活动，一种社会形态，我捧着铁饭碗，吃着皇粮，执着地追求自我价值，表现自我似乎是“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啸怀风月，寄寓山林”。严肃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使命感，在短暂的心态平衡中，到也创作了一批较有成效的，逐渐形成自己艺术风格、个性的作品。然而，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时常经济的形成，社会分配制度的改变，铁饭碗的打破，人生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社会“大款”的出现，贫富悬殊，人在社会中的运转似乎到了没有金钱万万不能的地步，艺术作品商品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我原来的创作思路不适应时代潮流了，我的艺术创作心态又不平衡了，我困惑，必须理顺，调整我的思路，想清一些问题，摆正位置，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潮流。

    一、其实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从来就很难做到独立，你想离开政治，政治却一直在支配着你，你想离开经济，经济却一直在制约你，为艺术而艺术，纯之又纯的自我表现是很难做到的。艺术是人生的一直能够需要，也是一种职业、一种商品。想摆脱商品的地位是不可能，当然艺术这一“商品”，还有特殊的一面，它有精神性作用。在美术史上曾出这三种绘画精神作用一是教化的，主要是宗教、宫廷绘画，二是表现的，主要是文人画，三是世俗性的。情的。主要是民间职业画家。绘画作品商品化古来有之，就是最文人不过的郑板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还有板桥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为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第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归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近年国门不再封闭（数十年的闭关自守的功过自有历史做结论“西方的拍卖热中1990年凡·高一件绘画作品“加歇医生”以八千两百五十万美元成交，创下历史最高的记录，轰动世界。当下有个时髦的名词“接轨”绘画与“商品接轨“中国绘画与世界美术市场“接轨”是一种必然，是客观存在。

    二、从我自身的具体情况看，如果自己搞绘画创作没有商品意识，不自觉投入美术商品市场，创作就会寸步难行，就难以生存。人人都有七情六欲，在社会中生活都有自尊，却要求以经济上的平等，都要求得心理平衡，如果一个画家在当下靠“皇粮”就只有贫困。在清贫中清高固然也是一种生活，可是社会上很多人都富裕了，清贫者在众人眼中只等于是一种无能。在这种心理极不平衡状态下是极其痛苦和难于接受。票子、房子……就连创作上必要的工具，书刊写生等也无法保证。实际问题无法解决，创作活动也就无法正常运转，不利于自身艺术水准的提高。这几年中我曾在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等处搞过多次个展。如果光靠社会赞助，（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高级乞讨）不卖画，不但无力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在自身心理上不能承受。自尊心必然有很大损伤。因此说，艺术品的商品化不论在客观上，主观上都是一种必然，一种需要。

    三、在当下大好形势下，我的选择是二手抓，从我的年龄和数十年艺术实践情况决定，我不能丢掉自己心爱的毕生追求的艺术，我不能也没有必要下海经商，改换门庭。我始终认为，人生价值不完全体现在金钱上，人生价值应该是自我的创造，对他人应是给予多于索取。亿万富翁也是一种创造，他能创造物质财富，他可以买我的作品，占有我的作品。但这些作品终究还是我自己创造的，他占有不了我的精神创造。人生真正乐处是在于创造的过程，并不在于结果。因此，我今后把主要精力仍然集中于探索追求、创作高品位的艺术作品。这是我的灵魂。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护身符，离开它我就无价值可言了。另一方面我必须花相当精力投入地研究绘画市场，考虑公众审美好尚搞好投放市场的商品画，以商品化来求生计来创作高品位的作品而提供条件，或者通俗地说以艺术商品养艺术作品。当然高品位的作品也可成为商品，或者可成为高昂的商品，然而，这种作品的创作动机并非为卖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