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字思白，号玄宰，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精鉴赏，富收藏，书、画成就为明代后期大家。《明史·文苑传》载：当时，董其昌书法集古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中无所不精，“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同、顺天米万锺、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甚远。”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以董书为宗法，倍加推崇偏爱。康熙皇帝把董其昌的书法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赞曰：“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高秀圆润之致。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能得其运腕之法，转运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雄奇峭拔，草书纵横排宕有致。”这使董书风靡一时，满朝皆学董书，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以董书为求仕的捷径。当然，董其昌的书法，对后来的书坛影响也是颇为巨大的。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称其“出乎苏，入呼米，而风采姿神，飘飘欲仙”。董其昌被列入中国历史上十大书法家排名榜：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黄庭坚、怀素、苏轼、文征明、褚遂良、欧阳询、董其昌。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绢本，通长15米，内文幅宽0.295米，长12.25米，书写之精妙，尺幅之硕大，为现存董其昌草书之大观。晚清书法大家翁同龢在手卷跋语中，作了极高评价：“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也！”

董其昌对于书法艺术，有一个渐悟并且一生苦习不倦的过程，而对前人书法的勤奋临习，则是他艺术水平迅速提高的一个根本。董其昌早年书法水平并不高，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中记述：十七岁时（隆庆五年，1577年）参加会考试于邑，邑守（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的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黜为第二，同时将考卷上字写得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对董其昌刺激极大，自此研习书法，发奋临池，几十年如一日习书，初师颜真卿《多宝塔》，钟繇《宣示表》、《力命表》。三十四岁时（万历十六年，1588年），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相识，得以“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眼界大开，艺术审美水平迅速提高。

尤其对于草书的研习，更是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程度，特别是对于千字文草书的临写，董其昌在其《容台集》中说：“文待诏每旦必书千文一卷。余此卷先后七年，纸成堆，墨成臼，无望矣，书道安得进乎！”所以，董其昌此《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把张旭、怀素草书的精髓融为一体，自成一家，体势连绵，风华自足，一气贯注，“凿混沌而独创者”！

关于此手卷书写的年代，因为作者没有注明，所以后人说法不一。我认为虽然董其昌在该手卷上没有注明书写年代，但从手卷的迎首左下角钤“知制诰日讲官”印章判定，应该是崇祯六年（1633年）以后。因为董其昌崇祯六年任皇长子讲官、太子太保、从一品官衔之后，方有“知制诰日讲官”印章。同时，手卷跋语中还提到：“荆州刺史孙正甫自上计归，以秦碑怀素《千文》见贻，因临此本。”由此来看，“上计”是指地方官到京师向主管部门汇报工作的地方，也就是董其昌再次复出为崇祯四年（1631年），出任礼部部尚书（正二品），兼翰林学士掌詹事府的时期。此任职两年后，即崇祯六年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可是，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的同年，他又向皇帝请辞，被崇祯皇帝“特准致仕驰驿归里”，离开了京师。由此推断，董其昌第二次复出在京任太子太保和在京的最后一年是同一年，所以书写此手卷的时间应该是崇祯六年，即公元1633年董其昌七十八岁所书。

手卷迎手题大字：“字中禅”，小字书：“醉素千文深得逃禅之意，余漫参之，若无印可之者。董其昌。”钤“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

明朝万历年间以后，禅风浸盛，士大夫中间逐渐形成一股逃禅之风，以无端空虚禅悦，自悦于心，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不谈禅的，董其昌亦在其中。此种风气的深层原因是明末社会政治、经济腐朽糜烂的反映。逃禅的方式也很多，诸如：创寺修庙，施田立碑，接纳高僧，谈禅说理，披剃空山，著书立说。董其昌在怀素草书千字文中，悟出了“禅意”。

当然也可以说逃禅是一种智慧，董其昌当时可称得上逃禅高手，并且在逃禅中得到利益和实惠。譬如，万历年间，朝中关系复杂，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政治风波频起。董其昌却以对政治的异常敏锐的感觉，用逃禅的智慧，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坚决辞职归乡，以书法、绘画为事，巧妙地躲避职场的风浪，待到风浪过后，再买回官职。特别是崇祯四年，董其昌被召回京，出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崇祯六年又任太子太保，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使其声名如日中天。可是，就在这年的六月，董其昌却发现在内阁中的两个好友，一个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被罢官，另一个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郑以伟死在任上。他马上就以耄耋之年、疾病缠身为由，连续上疏五次求退，崇祯皇帝“特准致仕驰驿归里”，安全地告老归乡了。回乡后，工书法，精绘画，论禅事，博收藏，悠哉几年，“丙子（1636年）仲冬，忽痰作，不三而逝”，终年八十二岁，赠“太子太傅”，谥“文敏”。董其昌夫人曹氏曾笑称：“公少无宦情，老无媚骨，鸣犊见殒，倦马先还，知几其神乎。家居八载，幸免逆魏网罗。”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但他最得意的则是其小楷，这也是对他当初写字太差的最大补偿。凡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以小楷作跋者，皆为董其昌得意之作。此手卷的正文卷首，董其昌先用小楷题“临唐怀素千文”六字。在卷后的跋文，董其昌又以小楷书写长跋：“荆州刺史孙正甫自上计归，以秦碑怀素《千文》见贻，因临此本。素书虽称颠，实不逾法；虽称瘦，实不露骨。如《圣母碑》，亦唐时所刻，犹存此意。《自叙帖》稍有出入，前人疑信半矣。张长史《千文》《潭帖》刻八十余字，有龙蛇飞动之势，正可与素师《千文》并参。自二王行草外，独此自标胜会，所谓凿混沌而独创者。董其昌书。”钤“太史氏”“董其昌印”。首尾两次以小楷作题跋，可见董其昌对于此手卷的重视与满意的程度，长跋小楷又被翁同和赞为“超秀”。

手卷的正文，董其昌先以草书写“千字文，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韵”，下为正文草书《千字文》。

过去教育，人们把《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一起，构成我国人民最基础的启蒙读物。这“三、百、千”，对文人来说，最受重视的还是《千字文》，书法史上的众多书法大家，诸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钟繇、智永、张旭、怀素、孙过庭、赵佶、米芾、朱熹、赵孟頫、文征明、邓石如、赵之谦、于右任等等，都曾经以楷书、草书、魏碑、篆书、榜书等书体，书写过《千字文》，给后人留下书法瑰宝。

《千字文》编著者是周兴嗣。南朝梁武帝为了教育他的子辈学习书法，在四十八年（535年），责令殷铁石在王羲之写的碑文中，拓下不重复的一千个字，供皇子们临摹书法。但是，由于这一千个字每个字都是孤立的，互不联系，不好记忆。梁武帝就召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敕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用一个晚上，硬是把一千个孤立的字，编辑成四字一句，四句一组，两组一韵，前后贯通，互不重复，朗朗上口，行文流畅，气势磅礴，辞藻华丽，适于儿童诵读的《千字文》。周兴嗣也为此一夜累得须发皆白。《千字文》内容丰富，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天文、地理、历史、农工、园艺、饮食起居、修身养性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成功的启蒙教材，所以有打油诗“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之说。

董其昌本人亦非常喜欢《千字文》，甚至把《千字文》谙熟于胸，“融化于血液中”，指导自己的行动，董其昌为项圣谟题写的《行书四言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件《行书四言联》，纸本，纵94厘米，横17.5厘米，上联为“群居闭口”，下联为“独坐防心”，题款“为孔璋兄书，其昌。”（注：此楹联著录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楹联法书精品选集》第017页），孔璋即项圣谟（1597－1658年），为著名书画收藏家项元汴之孙。前文提到董其昌年轻学习书法时期，曾与项元汴相识，并遍览项氏收藏的书画，受益匪浅。世事轮回，董其昌晚年又与项元汴之孙项圣谟成了忘年好友。董其昌年长项圣谟42岁，将其一生最宝贵的经验，用楹联的方式传授给项圣谟。联语虽然出自《增广贤文·治家篇》“群居守口，独坐防心”（仅差一闭字），但与《千字文》“易輶攸畏，属耳垣墙”的意思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在提醒人说话时，最怕旁若无人，毫无禁忌，祸从口出，要留心隔着墙壁有人在贴耳偷听，即便是自己独处时也不要有无益的妄想。这都反映了董其昌的处世哲学，也是他逃禅的宝贵经验。

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己亥，清道光十九年（1819年），翁同和兄长翁玉甫在湘中任职时得到此卷，送给了翁同和，翁同和珍藏26年，在同治四年（1865年），作跋：“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先兄玉甫于湘中得之，特以畀予，藏筪中廿有六年矣，冬夜展观，不胜感慨。乙丑十月廿八日，翁同和记。”钤“虞山翁同和印”（白文）、“紫芝白龟之室”（白文）

民国时期被傅筑夫收藏，傅筑夫（1902—1985），河北永宁人，1921年考入辅仁大学，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先后曾在鲁迅指导下研究神话传说，并在河北、安徽、中央、南开、人民等大学任教，精鉴赏，喜收藏，尤喜中国古代书画收藏，钤“筑夫鉴赏”、“傅氏双桂轩珍藏”二印。“文革”时期，康生（1898－1975）曾经藏鉴，钤“求是斋珍藏印”。

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乍起，被李秋林收藏。李秋林（1954年—），浙江绍兴人，寓居北京，精鉴赏，喜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与中国书画鉴赏家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章津才、秦公等诸先生过往甚密，曾携此卷向以上诸先生请教，得到诸先生肯定，钤“秋林收藏”（阳文）、“丰硕堂鉴藏”（阳文）。

此手卷经萧燕翼先生、许忠陵先生、章津才先生、刘光启先生看后，一致鉴定为董其昌作品真迹珍品，现收藏于京博艺术博物馆。目前，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一书，作为京博艺术博物馆艺术品丛书，已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