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塞纳河畔，与卢浮宫相视而立，老照片呈现的是一座汇集艺术与美的殿堂，当然，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旁那张青涩英俊的面容。1919年起，年轻的徐悲鸿进入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学院之一——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留学，他在法国寻找发展自身绘画艺术的方法，也探索如何使中国美术走向现代，进而使整个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

2014年5月8日至8月3日，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出的“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徐悲鸿及法国学院大家们的123件绘画作品，向选择了法国的中国现代美术先驱致敬；穿插于画作中的一张张老照片，更是勾起了过往的记忆。“这场对徐悲鸿的纪念，在中国与法国之间展开，也让我们重温他所热爱过的地方、热爱过的人们。”展览开幕当天，身为策展人的徐悲鸿之子徐庆平颇为感慨。

19世纪以来，法国艺术大师大卫和安格尔订立了法国学院绘画的规则：素描重于色彩，历史题材绘画凌驾于一切其他类别。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镇守传统的“堡垒”。20世纪初，一批中国有识之士远渡赴法，希冀将一种传统引向另一种传统，从法国传到中国。

19岁的徐悲鸿已经怀负了去法国追梦的念想，但1914年一战爆发，直到欧陆战事结束以后，他方才来到巴黎。在巴黎，徐悲鸿通过了极为严格的入学考试，成为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中的一员，能够驾驭从素描到油画的所有技法。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提出近代国画的洗旧革新，又以数年之勤功精研西方美术传统与现状，耕耘着未来的徐悲鸿，将求知的目光投向了过去，投向“大艺术”。

展览强烈反映出徐悲鸿早年对于中西绘画的专注研究与创新思考。取材于《史记》的《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于1928年至1930年花费3年时间完成的巨幅作品，表现了田横与五百壮士离别时的场景，悲壮气概撼人心魄。在这幅作品中，徐悲鸿运用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来表现中国传统历史题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徐悲鸿的另一件代表作《愚公移山》，创作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0年。此时的徐悲鸿身在印度，他花了3个月绘制完成了这幅巨作，画面中的人物形象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特，而直接用裸体人物进行中国画创作，也是徐悲鸿的首创。同时，徐悲鸿突破传统绘画格局，把众多剧烈运动中的人体引入中国画。正是这种中西两大传统技法融会贯通成一体的突破，在横长的构图中，挖山者左右横向排列，顶天立地，赤裸着身躯，高举铁耙，挖掘不止。画家坚信中华民族以愚公移山之精神，终将取得战争的胜利。

“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成功得益于这所世界著名的美术学院。他在离开法国以后，把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和自己民族的东西融为一体，也就是他所说的‘可采者融之’。”徐庆平表示，巴黎，彼时的世界艺术的中心，艺术达到了文艺复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在那个时候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德高望重、吸引求学者最多的艺术殿堂。“不只是中国的艺术家，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奔向巴黎。而这批留法中国艺术家在法国探索艺术之路的经历，也正是中国美术走向现代这个探索过程的真实写照。”他进一步解释道。

徐悲鸿当时对法国美术教育体系和法国学院派艺术的信任和欣赏不言而喻。他求教于多位大师，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美术工作及其历史的训导。此次是首度将徐悲鸿及法国学院大家的作品同期展出，将中国现代绘画大师的作品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艺术做对照性结合，其中也包括徐悲鸿的4位法国老师弗朗索瓦·弗拉孟、帕斯卡·达仰-布弗莱、费尔南德·柯罗蒙、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的重要代表作品。

《黑帽女人的肖像》是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大约于1930年创作的。这幅画应该是1933年在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举办中国艺术展期间，他在家中招待徐悲鸿时赠予的礼物。在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习惯用偏暗的色调作画，画面上的人物戴着一顶黑色帽子。观众的所有注意力会集中在黑色映衬下的苍白的脸庞和手上，但嘴部尤为突出的红色笔触却让整幅画变得鲜亮起来。

帕斯卡·达仰-布弗莱也是徐悲鸿在法留学期间的老师之一。展览中的一幅人体画，见证了美院男性裸体绘画的演变。大多数学院派认为，人体是一个微观的宇宙，艺术家应该在其中看到和理解整个世界。

“很多很好的法国艺术家的作品都来过中国，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一些大画家的作品始终没有来华展出。特别是我父亲是这所学院的学生，得到过他们那么多的教诲，把他和他老师的作品放在一起，或者他特别杰出的同学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真正在精神层面、在技巧层面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也可以看出中国画家和中国艺术的一些特点，以及中国艺术家是如何去探索这条道路的。”徐庆平说：“因此，在挑选作品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想要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看到，中国和西方艺术有哪些特别显著的异同之处？中国画家应去向西方学什么？学成归来以后怎样用在发展自己的艺术上面？这次展览是向选择了法国的中国现代美术先驱者的一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