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和里面 　　去“草场地工作站”，沿机场辅路往北京首都机场方向走，过五环路桥即是，在一个叫做草场地的村子里。2005年的4月，在北京风雷公司的支持下，纪录片制作人吴文光和现代舞编导文慧开始在草场地工作站工作。因为地处草场地村，所以名字就和村子名字相关，创办者吴文光和文慧希望不仅是自己创作作品的工作室，也非只挂着“艺术”名号的陈列或者展示橱窗，而是“创作正在进行时”的一个工作站，同时也是一个和更多志同道合者分享和交流的空间，所以工作站运转的开始，也就是大门“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之时。 　　吴文光是做纪录片的，90年代初开始以独立制作人方式创作纪录片。文慧是做舞蹈的，也在90年代早期开始以个人方式创作舞蹈剧场的作品。自从1994年她创作《100个动词》时，就使用“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名字，和吴文光一起共同创作直到现在，作品有10多个，其中代表性作品有“报告系列”：《生育报告》、《身体报告》、《37度8报告》，内容与当代人日益焦虑和欲望的生活经验有关，创作与制作方式是一种独立方式，即和“公家”和票房和宣传和娱乐和商业无关，渴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作为工作场地一直是他们俩的梦想。 　　这是草场地工作站开始之前他们俩的状况。 　　吴文光说，草场地工作站这个空间成为现实，缘于他的朋友毛然。毛然也一直想为自己做设计与策划创意的北京风雷公司找一个离开城市中心的地方，2004年底在草场地找到一个曾经是做医疗器械的院子，请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设计，开始重新改造。毛然是70年代出生的，自己也一直拍照片。吴文光说他们是1999年认识，虽然不是同辈人，但因为纪录片认识，当时DV作为一种新的影像方式出现，毛然也买了DV机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涉及“舌头”乐队及一群摇滚年轻人居住的树村的纪录片《谁在听我歌唱》。因为影像记录这个缘由，吴文光和小他10多岁的毛然一直持续着他们间的友情，按吴文光说法是一种“兄弟感觉”，所以毛然在开始改造这个场地时就邀请吴文光和文慧一起来分享使用空间。除了建立自己纪录片影像和舞蹈创作的工作室，吴文光和文慧两人还有一个“开放的工作室”想法，不仅仅是“小作坊”一样自己做艺术，还希望建立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有更多做独立影像创作的人（如纪录片、实验影像）和舞蹈剧场创作者、或者有兴趣于此的人来共同交流、分享和参与。在改造期间，毛然的空间构想就按照这个未来空间的设想来规划，除了影像制作和舞蹈排练的工作环境，在一个近500平方米的大空间里，分隔出一个兼容影像放映、图书影像馆和讨论聚谈的场地，另外一个排练场地也搭建了有舞台、观众席和灯光音响设施的小剧场。 　　草场地工作站在草场地村的门牌号是“105”号，它右边的邻居“104号”是麦勒画廊，左边邻居却是“333号”，是个服装公司，不远的路口是一排平房出租的小门脸，饭馆、杂货铺、发廊、修自行车铺、卖大饼瓜子等日常生活所需一应俱全。工作站所处的草场地这个地处北京城市边缘的村子，实际就是个北京近年来发展中的城市边缘典型之地，像其他类似区域正在被都市消化着，消化的方式是，本地村民逐渐放弃耕地为生，当然也是靠地改变生活，村里的“公家地”被租给各种公司和工厂，私人的房子也加高翻盖改造，出租给那些到大都市寻找生活新机会而不断迁进来的外地人。之后，有一些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艺术空间也选择这些僻静也便宜的地方落脚，就变成现在这样世俗日常生活和艺术混杂的地方。 　　如今的北京，除了著名的已经成为北京一景的“艺术旅游区”的大山子798之外，还有不少这样的所谓“艺术区”在出现，如费家村、索家村、宋庄、酒厂、环铁艺术区等，草场地是其中一处。早先草场地开始的是艾未未主持的文件仓库画廊，包括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2005年开始，与草场地工作站先后出现的就有艺术东区、麦勒画廊、三尚艺术中心、北京公社画廊等。 　　内部和内容 　　在进入大空间之前，是一个有数张长条桌摆放的食堂，按照吴文光的说法，艺术之前先是生活，和吃有关。 　　看见工作站的人常穿着的一件生活舞蹈工作室T恤上印的字： 　　“LIFE100% ART零%。” 　　“百分之百的生活，百分之零的艺术”，这意思似乎是在印证着这种说法。在工作站工作的人，除了吴文光和文慧之外，还有七八个人，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据介绍，都是因为参加了工作站的活动开始喜欢这个地方，开始做义工，之后自愿留下来成为“草场地人”。 　　从2005年4月草场地工作站“开门”，至今过去1年8个月。“开门”的意思不仅是在某个特别的日期开放给外人参观，它是迎接需要它的人。来自奥地利的舞蹈家威力•道勒（Willi Dorner）是第一个应邀在工作站开始表演交流计划的艺术家，交流计划是一周的舞蹈工作坊，参加工作坊的人除了专业舞蹈人之外，还有非舞蹈表演方面的，比如杂志编辑、平面设计师、教师和学生，他们都是因为热爱剧场表演而来的，参加者均是免费的。由这个工作坊开始，与表演和影像有关的类似工作坊和讲座成了草场地工作站的基本交流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些交流活动有工作站和欧洲的一些表演艺术中心或剧场合作，邀请富有剧场实践经验的欧洲表演艺术家和艺术节总监主持。到2006年的12月，已经举办的表演和影像交流工作坊、讲座30多次。在这些基本活动之外，草场地工作站还策划并组织了一系列表演创作计划，比如2006年初开始的青年编导计划，这是和荷兰的DOEN及Borneoce等艺术机构合作的支持青年舞蹈及剧场创作者的计划。计划是公开发出，在提交的申请中选择了8个计划，提供一定数目资金及排练场地等支持创作作品，作品在草场地工作站“五月艺术展示”活动中演出，之后，从中选出三个作品作为“发展计划”，继续提供资金和场地等支持创作者修改和发展作品，作品在10月生活舞蹈工作室和北京9个剧场共同合作的“交叉现代舞季”以及上海越界艺术节上演。这些创作者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有专业的舞蹈剧场创作者，也有非表演专业的，他们大部分都是草场地一系列表演交流活动中的参与者。 　　吴文光和文慧既是这些交流活动的组织者、策划人，也主持一些交流活动和讲座，同时也邀请国内一些从事剧场和影像创作多年的艺术家来主持工作坊和讲座。被邀请主持讲座的有多媒体艺术家和剧场创作者汪建伟、实验剧场创作者张献、纪录片批评家张亚璇、多媒体影像策划人李振华等。 　　从2005年5月的第一次纪录片影像论坛开始，草场地工作站也把纪录片和实验影像当作空间的交流项目。每年的五月和十月，各有一次固定的“影像论坛”活动，放映最新的纪录片作品和实验短片，同时有相关的讲座和讨论活动。除此，还有一些不定期的放映活动，主要是主题展映的纪录片，新作品发表，刚刚在12月初进行的“北京电影学院纪录片专业研究生作品展映”即是活动之一。 　　所有活动和计划项目的展开，按照草场地工作站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和更多人分享和共同参与的艺术平台。作为具有多年以独立方式从事纪录片影像和表演剧场的经验的艺术工作者，所希望分享和参与吴文光和文慧创办的这个完全民间和独立的艺术空间的人群是那些依然在独立从事剧场和影像创作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包括有兴趣于此的学生。他们觉得，艺术创作的前提首先是独立方式和自由表达，现实的环境多年来并没有如此风调雨顺地适应这种创作，但环境在于人为，草场地工作站的存在就是为创作这种环境的努力之一。 　　这种想法在2005年7月由吴文光在草场地工作站策划主持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被继续扩大到更广阔的领域。这个计划是以“村民自治”为题材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参与计划的纪录片和图片创作者，其中有10个纪录片计划属于青年导演计划，20多个年轻人被选入，组成10个拍摄计划的小组，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各个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并且第一次开始拍摄纪录片。另外的村民纪录片计划和村民图片计划的创作者完全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农村的村民，其中10个村民作者拍摄纪录片，100个村民拍摄图片。这些基本没有碰过摄像机的村民，来到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开始接受培训，之后回到自己的村子拍摄，然后再回到草场地工作站做后期编辑，每人完成了10分钟的发生在自己本村的有关村民自治故事的纪录片。2006年5月，10个村民的作品合为一个长片在草场地首映，之后在中央电视台的12套节目和中央教育电视台栏目中播出。播出后，草场地工作站不断接到各地村民打来的电话询问这个计划是否还在继续，他们希望参加。这个计划按吴文光的想法是还在进行的，目前条件下，工作站支持着10个村民继续拍摄新的纪录片，并让他们再次来到北京，开始学习电脑影像编辑，完成自己的新作品。已经完成的村民纪录片今年继续在不同地方放映和交流，其中包括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国际影像人类学会议、维也纳国际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草场地工作站的大门是灰色的，除了墙上钉着个铁皮做成的“105”数字，没有任何标志，大概主人是认为知道它的人自然能找到门，不想用醒目的招牌招摇。出大门走几步就是村口，站在这里可以看见通往首都机场高速路上呼啸奔驰的车流。在北京，在高速前进的都市边缘，这个叫做“草场地工作站”的艺术空间正隐于此。 　　访问 　　吴文光：我记得是2004年7月吧，有天毛然来电话约我去看个地方，说是这个地方不错。之前我们俩老在一起说找个地方做事，毛然知道我特别希望有一个空间。我们一起看过一些地方，包括大山子去了无数次。开始在大山子是觉得没有合适的场地，后来觉得越来越贵，而且扎堆在那里的人多得像个集市。毛然说的这个就是草场地，当时看了地方觉得不错，一个完整的院子，有大空间，但租金价格我听了就心虚，和毛然说了，毛然说，这个钱你不用担心，公司有能力拿下，关键是能共同在一起做有意思的事。记得那天，我们俩有点心潮澎湃，在草场地村子里的一个小饭馆里要了面条、花生和啤酒，边吃边谈怎么改造这个空间。第二年的4月，空间改造完成，室内装修还没有全部完成就急不可待地开始使用了。除了做自己的作品，还可以实现一个愿望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和更多人分享和交流的创作空间和交流平台，那些主要是以独立自主方式做剧场舞蹈创作和纪录片、包括实验影像的人，特别是那些年轻但没有很好的条件和信息的人。 　　文慧：我们的交流计划是从做工作坊和讲座开始，这也是工作站的常设计划，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邀请国外的艺术家来主持，到现在，一年多，已经邀请有20多个艺术家来过，时间有长的有短的，长的一个多月，短的几天，包括那些因为自己的计划来北京，我们认识，觉得他们的艺术有意思，也会邀请他们来交流，做工作坊或者讲座。表演的工作坊有舞蹈、戏剧，也有涉及到音乐的，像11月初一个荷兰的舞蹈家Katie Duck来做了一个即兴舞蹈和音乐的工作坊。除了邀请国外艺术家来交流外，还有就是我和文光以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名义来做，这个表演工作坊是在草场地工作站开始之前我们就做了，是在2004年开始的，当时是和朝阳文化宫合作，在他们的舞蹈教室里做的。我们自己做的工作坊一般是安排在周末，在一到两个月的周末的一个下午。这样那些平时要上班或者上学的人，都可以来。我们一般是在工作坊开始之前在我们的网站或者别的网站上发消息，也用电子邮件的通知方式，想来的人只要提前用邮件报名就行，不用交钱。来参加的什么人都有，岁数大部分在20到30岁之间，都有这方面的兴趣，有来过几次就再也没来的，也有两年时间一直参加的，这些人中不少自己开始做作品，我们2006年的青年编导计划中的大部分创作者都是这些人。 　　文慧：草场地工作站对我们生活舞蹈工作室来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实验室，不断可以尝试自己想寻找的剧场表达手段和方式。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打游击一样到处找地方，有了一个作品的排练想法，开始最头疼的就是找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安静舒畅地排练，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地方。自从有了草场地，想排练随时可以动。另外，这个实验室也开放给那些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比如我们做的表演和身体一类的工作坊，就是用大家的实验室，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来实现自己想做的或是没有想到过的动作，可以从实践中来得到新的东西。除了这些交流活动，还有青年编导计划和交叉舞蹈季演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更多的创作空间，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共同实验室的想法。 　　吴文光：实际上就是，不仅我们创作者自己有个空间，同时也和更多人分享这个空间。这些都是我和文慧以前想做却没有条件做，现在可以尝试了。纪录片和影像方面也是这样，5月和10月分别做的两个影像论坛，以纪录片为主，基本上都是一些国内最新的作品在这里发表，另外还有些特别专题的展映，比如12月中旬的北京电影学院纪录片专业的毕业影展，是今年刚毕业的电影学院纪录片专业研究生的毕业作品，他们中的一个学生和我联系，说他们已经毕业了，作品除了在学校放映过就一直没有机会出学校门，我们就组织了这次展映，包括一个讨论论坛。12月，北京很冷，但放映时人都坐满了。最后一天晚上9点多结束，有5个年轻人还跟我聊了很多，他们都是在校学生，学的也不是影像，其中3个是在中央美院学平面设计的，一个是首都师大学中文的，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跑来这里，他们说很高兴找到这个地方可以看这样的纪录片。我和文慧是从70年代成长过来的，知道信息的匮乏在当时真是一种饥饿感，稍微一点点新信息流传到我们手上就成为影响一辈子的东西。所以我们理解了分享的价值，特别是在我们的环境依然“贫乏”的现在，我们自己的条件有些改变之后，手里有些新信息，值得和有兴趣的人分享和交流。除了说到的那些活动和计划，我们一开始建立工作站，就把相关的图书、影像资料建立档案，这些资料除了一些视觉艺术方面的，主要集中在表演剧场和纪录片、实验影像方面，像影像资料，都是国内难找的欧洲和美国的当代实验剧场和现代舞，包括装置剧场、多媒体剧场、行为剧场、音乐剧场、木偶剧场、场景表演，五花八门，有近500个作品收集，不敢说一网打尽国外当代剧场的代表作，但有不少是最近20年有代表性的创作者和作品。我想这样的演出录像的收集和整理，国内像中央戏剧学院都没做到，其他做表演教育的院校、包括剧团就更不用说了。剧场经验当然最好是看现场演出，但现在的条件，看到录像也是不错的经验，至少知道人家在做什么。纪录片和实验影像方面，有国外的非常著名的作品，也有从90年代以来到现在的国内创作的作品。整理下来，现在已经有总数超过千部作品了。所有的这些录像以前都是创作者本人和我们互相交流赠送，以后我们开始做这方面工作，就主动和那些国外的剧场创作者，包括艺术节、艺术机构主动要求赠送。这些作品录像资料都在草场地工作站的资料馆里，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开放给那些对此有兴趣或者要研究的人的，有时我们也会组织专门的放映，特别是创作者本人在场的话，交流会非常有效。 　　所有的这些，我们感觉对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工作，也许对一些喜欢它的人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但不敢把这种意义说得过大，它毕竟还是在主流文化、包括商业文化之外的“另类存在”，或者说是条羊肠小道。 　　吴文光：2005年4月工作站开始头几天，我还回城里的家住，后来就彻底住在这里。到现在，我经常几个月都没有回过城里的家，吃喝拉撒都在院子里完成，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当时就觉得是一步到天堂，我不是那种对现实过于奢望的人，所以就觉得是理想得不能再理想了，能这样做几年，人生可以作个最后的句号了。在草场地工作站工作的都是年轻人，除了和我一起工作了有10年的苏明，其他大部分都是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都不是那种应聘来工作的，都是和工作站的活动和建设有了关系才呆下来的，比如参加了工作站的活动，开始做义工，以后就留下来工作，他们吃住都在工作站，拿很少的钱，每天从起床打扫卫生开始，什么事都做，做到夜里过12点。每天我和这些年轻人，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开始在空间工作，心情特别好。不想出这个院子，虽然大门外面是一样的天空和空间，但一出这个院子就感觉烦躁，出了这个院子，我现在最想去的地方也只有云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