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时，现代主义在欧洲兴起，前卫艺术开始放歌，在先锋艺术家“组团”脱离官方学院艺术的过程中，“分离派”应运而生。

欧洲德语区的三大艺术之都慕尼黑、维也纳与柏林是卷起分离派风暴的三处风暴眼——1892年，慕尼黑分离派成立；1897年，维也纳分离派成立；1899年，柏林分离派成立。三城的领军大佬分别是弗朗茨·冯·施图克（康定斯基和保罗·克利的老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分离派最出圈的代表人物）和马克思·利伯曼（他将印象派带入德国）。

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将焦点对准了这段流金岁月，将三城分离派汇集一处，代表象征主义、新艺术运动和印象派的80位艺术家同场亮相，200余件绘画、雕塑等作品展示了分离派的多元化审美及不同的艺术个性。

这次展览中，克里姆特的代表作《朱迪斯一号》和《女神雅典娜》难得离开奥地利来到柏林“出差”，成就了德国境内最大规模的克里姆特作品展。除此之外，“德国印象派三巨头”以及“国际嘉宾”爱德华·蒙克等大师的作品也让这个展览熠熠生辉。

自19世纪初开始，慕尼黑逐渐成为欧洲德语区重要的艺术中心，至世纪末，聚集在这一城市的艺术家比在维也纳和柏林加起来还要多。此时，新艺术运动开始在欧洲各地星火燎原，传统艺术家协会和学院对前卫艺术的拒绝催生了“分离”——当先锋艺术家的艺术表达与传统学院派发生分歧，这种“分离”在所难免。

1890年，与官方的第一次“分离”发生在法国。两年后，第一个分离派在慕尼黑成立。“分离派”（Secession）一词源自拉丁语“secessio”，慕尼黑分离派是首个以此命名的艺术团体，也是分离派运动的先驱。

 

 

新艺术运动中的艺术家们拒绝过时的艺术准则和保守的艺术观点，他们开始重新审视神话寓言、圣经故事，这些老素材以新姿态登上了艺术的先锋舞台，作为慕尼黑分离派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和建筑师弗朗茨·冯·施图克便是其中代表，他十分擅长将古老的主题转变为世纪末现代生活的象征。

卡尔·荣格曾这样评价：“施图克的画作名中常带有‘恶’、‘罪’、‘欲’等字眼，焦虑和欲望的混合体在画作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施图克将自己的许多作品置于情欲之中，这是他对所处时代道德及艺术禁锢的开炮方式。

 

 

在这些作品中，创作于1893年的《罪恶》不仅是施图克个人的代表作，也是德国象征主义的代表。施图克共绘制过11幅《罪恶》，其中4幅遗失，1893年的初版现藏于德国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柏林特展现场的这幅是1912年的版本，由展出场地所在的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收藏。

不过，施图克自1895年起开始担任慕尼黑美术学院的教授，康定斯基、保罗·克利、弗朗茨·马尔克都做过他的学生——与其说与传统学院派唱对台戏，不如说施图克在艺术的传统与先锋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收获了“慕尼黑流金岁月最后一位艺术王子”的赞誉。

 

 

不过施图克绝不是和风细雨型的优雅王子，他的作品大多充斥着吹响战斗号角的力量感，如《亚马逊之斗》中女战士的形象就被视为分离派战斗精神的象征。施图克选中代表智慧、艺术和战斗的女神雅典娜作为分离派的精神象征，将其描绘成前卫艺术的守护神《女神雅典娜》。施图克以此作为原型为慕尼黑分离派第一次展览设计了海报。八角形画框中的女神侧写头像在慕尼黑分离派的所有印刷品、海报、出版物中反复出现，这一新型人设的艺术象征在未来的流金岁月中被整个分离派所采纳。

 

 

施图克的《女神雅典娜》创作于1898年，同年，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施图克的作品为参照绘制了一幅同名之作。作为维也纳分离派创始人之一，克里姆特无疑是整个分离派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王牌人物。克里姆特也为分离派展览精心制作过不少醒目的宣传海报，女神雅典娜的形象亦在其中。由于高质量的展览，“分离派”一词在短短数年内成为先锋进步的现代艺术的代名词，各种出版物和海报宣传也将“分离派”提升为一个具有高识别价值的品牌。

 

 

克里姆特另一幅著名的代表作也受到了施图克的启发，施图克的代表作《罪恶》作于1893年，曾于1898年在维也纳分离派群展上展出，1901年，克里姆特的《朱迪斯一号》诞生。

作品中担任“朱迪斯”的模特是维也纳上流社会名媛阿黛尔·布洛赫-鲍尔。阿黛尔同丈夫一起资助克里姆特作画，除了《朱迪斯一号》，克里姆特还为阿黛尔绘制过两幅极为金贵的作品，被称为“金色阿黛尔”的《阿黛尔一号》和《阿黛尔二号》，前者在2006年以1.35亿美元的拍卖价格成为当年交易市场上最贵的艺术品，后者于2017年由中国买家以1.5亿美元购入。

 

 

克里姆特终生未婚，奥地利设计师、时装设计师艾蜜莉•芙露吉是他“最重要的女人”、“伴侣”及“缪斯”。克里姆特将自己和艾蜜莉的情感封印在了《吻》中，这幅世人皆知的著名画作没来到柏林特展现场，但另一幅梦幻般极富象征主义特质的《爱》定格了一个更为缱绻的将吻瞬间。

 

 

1897年，维也纳分离派效仿慕尼黑分离派成立的。那一年，作为领军人物的克里姆特35岁。“爱情”、“生命”和“死亡”是克里姆特持之以恒表达的主题，“女性”、“寓言”和“金色”逐渐成为他的标签，所对应的张扬、才华和浓烈使他成为“世纪之交最具争议但也是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直至今日，依旧如此。

与施图克、克里姆特相比，将印象派带入德国的先行者马克思·利伯曼更像是个苦行僧，他手中的画笔像是利刃，描绘出的一幅幅记录德意志帝国形象的现实画作打破当时正流行的学院派审美。

 

 

利伯曼从小叛逆，生于巨富之家却无意继承纺织业巨鳄的家族衣钵，就爱画画。好不容易能依着自己的梦想投身艺术世界，他所绘的主题却在很长时间内不被主流接受，末代德皇威廉二世将他的作品划为“阴沟艺术”。孤身走暗巷的利伯曼始终“叛逆”，坚定地走上了自己的路。

 

 

1892年2月，后来被视为柏林分离派基础的“十一人社”（Vereinigung der XI）在柏林成立，利伯曼是其中的“秘密领袖”。数月后，利伯曼与施图克共同见证慕尼黑分离派的成立。1898年，柏林分离派成立，利伯曼担任主席直至1911年。从19世纪末官方学院派盛行的德意志帝国、到20世纪初艺术改革风起的魏玛共和国，利伯曼是德国现代艺术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人.柏林分离派被视为“德国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利伯曼则当之无愧是“德国新时代艺术最勇敢的先驱”。

 

 

直到百年后的今天，施图克、克里姆特、利伯曼仍是最著名的画家以及最为代表性的分离派塑造者。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三个城市的分离派艺术风格也常与各自分离派的风格相联系——慕尼黑分离派是象征主义的象征，维也纳分离派是新艺术风格（Jugendstil）的大本营，柏林分离派的印象则是印象派。但这种观点多少偏离了分离派运动的初心，其实分离派不拘泥于任何一种风格，它鼓励和追求的恰恰是审美的多元、艺术的自由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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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时，现代主义在欧洲兴起，前卫艺术开始放歌，在先锋艺术家“组团”脱离官方学院艺术的过程中，“分离派”应运而生。

欧洲德语区的三大艺术之都慕尼黑、维也纳与柏林是卷起分离派风暴的三处风暴眼——1892年，慕尼黑分离派成立；1897年，维也纳分离派成立；1899年，柏林分离派成立。三城的领军大佬分别是弗朗茨·冯·施图克（康定斯基和保罗·克利的老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分离派最出圈的代表人物）和马克思·利伯曼（他将印象派带入德国）。

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将焦点对准了这段流金岁月，将三城分离派汇集一处，代表象征主义、新艺术运动和印象派的80位艺术家同场亮相，200余件绘画、雕塑等作品展示了分离派的多元化审美及不同的艺术个性。

这次展览中，克里姆特的代表作《朱迪斯一号》和《女神雅典娜》难得离开奥地利来到柏林“出差”，成就了德国境内最大规模的克里姆特作品展。除此之外，“德国印象派三巨头”以及“国际嘉宾”爱德华·蒙克等大师的作品也让这个展览熠熠生辉。

自19世纪初开始，慕尼黑逐渐成为欧洲德语区重要的艺术中心，至世纪末，聚集在这一城市的艺术家比在维也纳和柏林加起来还要多。此时，新艺术运动开始在欧洲各地星火燎原，传统艺术家协会和学院对前卫艺术的拒绝催生了“分离”——当先锋艺术家的艺术表达与传统学院派发生分歧，这种“分离”在所难免。

1890年，与官方的第一次“分离”发生在法国。两年后，第一个分离派在慕尼黑成立。“分离派”（Secession）一词源自拉丁语“secessio”，慕尼黑分离派是首个以此命名的艺术团体，也是分离派运动的先驱。

 

 

新艺术运动中的艺术家们拒绝过时的艺术准则和保守的艺术观点，他们开始重新审视神话寓言、圣经故事，这些老素材以新姿态登上了艺术的先锋舞台，作为慕尼黑分离派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和建筑师弗朗茨·冯·施图克便是其中代表，他十分擅长将古老的主题转变为世纪末现代生活的象征。

卡尔·荣格曾这样评价：“施图克的画作名中常带有‘恶’、‘罪’、‘欲’等字眼，焦虑和欲望的混合体在画作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施图克将自己的许多作品置于情欲之中，这是他对所处时代道德及艺术禁锢的开炮方式。

 

 

在这些作品中，创作于1893年的《罪恶》不仅是施图克个人的代表作，也是德国象征主义的代表。施图克共绘制过11幅《罪恶》，其中4幅遗失，1893年的初版现藏于德国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柏林特展现场的这幅是1912年的版本，由展出场地所在的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收藏。

不过，施图克自1895年起开始担任慕尼黑美术学院的教授，康定斯基、保罗·克利、弗朗茨·马尔克都做过他的学生——与其说与传统学院派唱对台戏，不如说施图克在艺术的传统与先锋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收获了“慕尼黑流金岁月最后一位艺术王子”的赞誉。

 

 

不过施图克绝不是和风细雨型的优雅王子，他的作品大多充斥着吹响战斗号角的力量感，如《亚马逊之斗》中女战士的形象就被视为分离派战斗精神的象征。施图克选中代表智慧、艺术和战斗的女神雅典娜作为分离派的精神象征，将其描绘成前卫艺术的守护神《女神雅典娜》。施图克以此作为原型为慕尼黑分离派第一次展览设计了海报。八角形画框中的女神侧写头像在慕尼黑分离派的所有印刷品、海报、出版物中反复出现，这一新型人设的艺术象征在未来的流金岁月中被整个分离派所采纳。

 

 

施图克的《女神雅典娜》创作于1898年，同年，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施图克的作品为参照绘制了一幅同名之作。作为维也纳分离派创始人之一，克里姆特无疑是整个分离派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王牌人物。克里姆特也为分离派展览精心制作过不少醒目的宣传海报，女神雅典娜的形象亦在其中。由于高质量的展览，“分离派”一词在短短数年内成为先锋进步的现代艺术的代名词，各种出版物和海报宣传也将“分离派”提升为一个具有高识别价值的品牌。

 

 

克里姆特另一幅著名的代表作也受到了施图克的启发，施图克的代表作《罪恶》作于1893年，曾于1898年在维也纳分离派群展上展出，1901年，克里姆特的《朱迪斯一号》诞生。

作品中担任“朱迪斯”的模特是维也纳上流社会名媛阿黛尔·布洛赫-鲍尔。阿黛尔同丈夫一起资助克里姆特作画，除了《朱迪斯一号》，克里姆特还为阿黛尔绘制过两幅极为金贵的作品，被称为“金色阿黛尔”的《阿黛尔一号》和《阿黛尔二号》，前者在2006年以1.35亿美元的拍卖价格成为当年交易市场上最贵的艺术品，后者于2017年由中国买家以1.5亿美元购入。

 

 

克里姆特终生未婚，奥地利设计师、时装设计师艾蜜莉•芙露吉是他“最重要的女人”、“伴侣”及“缪斯”。克里姆特将自己和艾蜜莉的情感封印在了《吻》中，这幅世人皆知的著名画作没来到柏林特展现场，但另一幅梦幻般极富象征主义特质的《爱》定格了一个更为缱绻的将吻瞬间。

 

 

1897年，维也纳分离派效仿慕尼黑分离派成立的。那一年，作为领军人物的克里姆特35岁。“爱情”、“生命”和“死亡”是克里姆特持之以恒表达的主题，“女性”、“寓言”和“金色”逐渐成为他的标签，所对应的张扬、才华和浓烈使他成为“世纪之交最具争议但也是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直至今日，依旧如此。

与施图克、克里姆特相比，将印象派带入德国的先行者马克思·利伯曼更像是个苦行僧，他手中的画笔像是利刃，描绘出的一幅幅记录德意志帝国形象的现实画作打破当时正流行的学院派审美。

 

 

利伯曼从小叛逆，生于巨富之家却无意继承纺织业巨鳄的家族衣钵，就爱画画。好不容易能依着自己的梦想投身艺术世界，他所绘的主题却在很长时间内不被主流接受，末代德皇威廉二世将他的作品划为“阴沟艺术”。孤身走暗巷的利伯曼始终“叛逆”，坚定地走上了自己的路。

 

 

1892年2月，后来被视为柏林分离派基础的“十一人社”（Vereinigung der XI）在柏林成立，利伯曼是其中的“秘密领袖”。数月后，利伯曼与施图克共同见证慕尼黑分离派的成立。1898年，柏林分离派成立，利伯曼担任主席直至1911年。从19世纪末官方学院派盛行的德意志帝国、到20世纪初艺术改革风起的魏玛共和国，利伯曼是德国现代艺术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人.柏林分离派被视为“德国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利伯曼则当之无愧是“德国新时代艺术最勇敢的先驱”。

 

 

直到百年后的今天，施图克、克里姆特、利伯曼仍是最著名的画家以及最为代表性的分离派塑造者。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三个城市的分离派艺术风格也常与各自分离派的风格相联系——慕尼黑分离派是象征主义的象征，维也纳分离派是新艺术风格（Jugendstil）的大本营，柏林分离派的印象则是印象派。但这种观点多少偏离了分离派运动的初心，其实分离派不拘泥于任何一种风格，它鼓励和追求的恰恰是审美的多元、艺术的自由和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