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新潮”的弄潮儿

　　在上海红桥画廊1月19日的“道路”毛旭辉个展的开幕式上，记者有机会见到这位“85新潮”的名将，也看到了回顾毛旭辉画廊艺术道路的短片。毛旭辉虽然长期生活工作在西南名城昆明，但他第一个重要的展览却是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举办，那是在1985年与同在昆明的潘德海、张晓刚以及一些上海画家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举办的“新具象”展览。像当年的许多展览一样，这是参展画家自己凑份子办起来的展览，但是却受到了圈内人的关注，“新具象”因此受邀到昆明、重庆等地巡回展览，同年毛旭辉开始了与高名潞的通信往来。

　　与此同时，毛旭辉在创作上也收获颇丰，从早期的圭山组画，到上世纪80年代的“红色体积”等作品和“私人空间”系列，而他最著名的是1988年起开始的“家长”、“权力的词汇”、“日常史诗”和“剪刀”四大系列，2000年后还有“光荣与流逝”系列。

　　对政治波普说不

　　毛旭辉最令人刮目的是在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以及1993年参加香港的“后89新艺术大展”后，风头正健却选择急流勇退，在1994年离开了逐渐热闹的北京退回昆明。说到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说：“我不能赞同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他认为当时的艺术语言相比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退步。从北京回昆明后，毛旭辉看到一些昆明的年轻画家也在模仿一种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的边疆版本，感到特别痛苦。在北京的艺术家做这些很自然，但这些模仿者却显得很造作。

　　当时，毛旭辉对商业的影响很困惑。他说：“市场资本，对我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他回忆说，“我1971年到百货公司工作，当时觉得很没面子。工农兵学商，商是最末位的，想不到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10年后商就排在第一了。当时，我个人也看不到太大的商业前景，何况伟大的艺术家，印象派、后印象派或之前的艺术家大多在商业上很失败。我们的偶像和商业都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艺术家要有独立的见解，80年代我们艺术家才有机会有独立人格。所以选择了回昆明。”

　　此外，之所以选择回昆明，对毛旭辉来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在云南有文化地缘上的归属感，昆明的生活节奏、富于梦想，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历史和传统，有利于艺术家自由发展，昆明有我的‘气场’。”

　　“无意义”的阶段 有意义的结果

　　接近世纪之交，毛旭辉又一次陷入困扰：他尝试把“剪刀”系列抽象化，抽去了常用的现实背景，醉心于剪刀的形象、图式、色彩、结构的塑造。对此，毛旭辉的解释是：“当时（90年代末）中国的绘画没有艺术，只有国际身份的识别标志，所有的杰作都是10年前出来的，此后的作品却跟随潮流，很无聊。当代艺术第一批艺术家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此后的艺术家的表现却十分软弱。为什么一定要讲中国故事？脱离了中国身份，艺术家就没有其他的途径？我宁可回到虚无，朝一个危险的方向，那更接近我个人的状态。”

　　毛旭辉认为，现代主义有两种传统，对形式的敏感和对情感的表现。“而让我格外痛苦的是，这两种冲动我都有。我们早期受到的教育是：艺术要介入生活，也要超越生活，是自主的独立的载体。当时的评价对我不利。认为我的作品丧失了‘针对性’”。但他却认为，经过“无意义”的阶段，却得到了有意义的结果：一、可以不要按照中国的识别符号来创作；二、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简化和抽象的方向。

　　这段历险，使他感到了艺术实践上的价值和超越。首先是借助剪刀这样的形象、这种抽象语言，可以传达不同的心境：比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他画的是一组迷彩剪刀；2004年到泰国清迈讲学，看到了美丽的热带花卉，2005年他就画了一组花卉颜色的剪刀；甚至像春节期间，他笔下的剪刀就会有喜庆的颜色。“艺术家一辈子能创造几个有力量的形象，就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创造有力量的形象，这是我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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