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第二届陕西民间收藏精品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东展厅举办，展览盛况空前，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前往观看。在陶瓷器展柜前，有两件汉代双色釉陶壶吸引了不少藏友指点称奇。这两件釉陶壶外施褐黄色釉，肩部两侧贴塑铺首衔环并涂饰有绿釉斑块，褐绿相映，增加了两壶的华丽效果。这种圆腹壶造型在青铜器中也被称为“锺”，汉代的原始用途为贮酒具，近期西安西汉古墓出土古酒引起轰动，西汉古酒就是装在此种造型的鎏金青铜圆壶中。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曾出土带墨书“酒锺”字样的釉陶锺，说明这种汉代釉陶器模仿自酒具锺，这里展出的两壶皆为低温红土胎，应是陶制模型而非日常实用器。 　　不少藏友第一次见到这种汉代双色釉陶，都惊异唐三彩盛行的多色釉装饰手法在汉代釉陶中已见雏形。其实不光在收藏界，研究界传统观点都认为唐三彩起源于汉代釉陶，但在提到多色釉装饰时，多认为始自南北朝时期，如阎存良《唐三彩》一书提到：汉代铅釉陶是单色釉，“到了南北朝时期，铅釉陶中出现了多色釉，如在黄地或白地上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同时使用，这种多色釉器物为绚丽多彩、晶莹匀润的唐三彩的烧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彩陶艺赏析》一书也提到“唐三彩是在北朝的单彩器和双彩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知宴先生《中国釉陶艺术》一书则指出，中国釉陶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开始出现，最早出土釉陶的墓葬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一座墓葬，在汉代的首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郊区。这是陕西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最早出土的釉陶作品是釉陶壶一类器物，和普通瓦器在造型、装饰等方面没有区别。所以中国釉陶的发源地可能在西汉经济最富裕的关中地区。” 　　关于汉代釉陶的釉色，李先生关注到了汉代已有的复色釉陶器，“早期的汉墓多出黄褐色釉陶，从宣帝至王莽时期，在在釉陶上有同时施黄、绿、褐色的复色釉。绿釉陶器开始时较少，从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前7年）墓葬里出土逐渐多起来，后来成为数量最多的釉陶品种。” 山西寿阳县发现的北齐大官僚库狄廻洛墓（562年），出土了33件白色高岭土胎釉陶，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570年）出土有白胎低温釉陶数十件，种类丰富，其中出现了一件彩釉陶器，此件釉陶水盂挂有七道绿彩、七道黄彩（《文物》83年10期第10页）；1971年河南省安阳发掘的北齐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粹墓（575年）中发现了数件挂彩釉陶，包括有长颈瓶、四耳罐、碗等，其中以白釉挂绿彩的长颈瓶最为精彩（图三）；1958年河南濮阳县城砦村北齐武平七年（576年）李云墓出土的淡黄地绿彩莲瓣纹四耳罐亦为此一时期的双色釉陶代表作（图四）。近年来，这些北朝时期的带彩釉陶也一直被视为唐三彩的渊源之作。笔者注意到，唐三彩要经过素烧器胎、上釉复烧两道烧造工艺，人们推测汉代釉陶直接在胎上施低温铅釉，连胎带釉一次烧成，但北朝时期的高岭土胎白釉绿彩陶如何烧成，是否象唐三彩那样需两道烧造工序，研究者均未作详述，这种疑惑还有待收藏单位与理化研究部门来共同揭开。 　　对于汉代已开始出现双色釉陶器，学术界已有所知，在国内外的公私藏品图录中均有收录。李知宴先生《中国釉陶艺术》一书中就记述了日本天理参考馆收藏的一件汉代褐红釉陶樽。通高16.7厘米，造型作圆筒形、平底，底部有三个熊形承足，樽盖为平沿，圆坡形顶，盖上有三个螺旋形的凸起。红陶质胎，在器身、盖的外部有数条印纹条带装饰，分别模印以连续的菱形、半菱形、夔龙纹，外部施褐红色釉，在条带和盖顶的螺旋凸起处均以绿釉加饰，李先生还指出，这种施釉做法可能是受青铜器鎏金工艺的影响而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禚振西先生在西北大学、交通大学等处讲授古陶瓷鉴定课程时，也曾多次向学生们提到，陕西西部地区发现有不少汉代褐、绿双色釉陶，在宝鸡地区发现的比较多，它们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应该就是当地烧造的，要求学生们注意这类早期双色釉陶，认为它们对研究唐三彩饰釉工艺起源起着重要作用。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中也包括这类汉代双色釉陶，其中有西汉黄绿釉樽，系1952年获捐赠，高17厘米，腹围59厘米，口径18.5厘米，造型饰釉与日本天理参考馆藏品大致相同，顶部也是螺旋状的三个钮饰，除了在褐色底釉上装饰绿釉条带外，还用绿釉简练染绘出云气纹，两樽造型、饰釉、印纹、尺寸大致相同，烧造如出一地（图五）。上海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与它们胎釉及造型相似的贴铺首衔环双色釉陶樽，以褐黄色釉为底釉，在腹部以绿釉绘制的图案则另具特色（图六）。这里多说一句，这种汉代釉陶樽在有些著述中被称作“奁”，现在多称作“三足樽”，其造型模仿自汉代的温酒铜樽。1962年，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发现有三件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制作的铜樽，身如圆筒，下有三足，两件带有盖，其中一件自铭“铜酒樽”，另两件自铭“铜温酒樽”；奁则是汉代人使用的专门放置梳妆用品的器具，多为漆器，也有藤、竹等材质，最早用来放铜镜，《说文解字》即记述：奁，镜匣也。已出土的汉代奁，多为圆形，也有方形和多边形，有些还在内部放置子奁，有些为双层圆形套奁，圆筒形的带盖奁与汉代酒樽造型上很相似，惟独缺少底部的三个承足，因此带足的釉陶樽不应订名为“奁”，这种混淆始自宋元时代，同样的道理，宋代定窑、汝窑等诸窑中也有仿汉代造型的三足瓷樽，用途是作为熏香具，在命名时它们也不宜再用“奁”，命名为三足樽式炉较为合适。 　　与上述几件大致相似的汉代釉陶，笔者在陕西地县博物馆藏品中也曾见过，还曾见过褐、绿双色釉的汉代陶仓。这些双色釉陶均为红陶胎，色釉的流动性不强，釉层较薄，推测与其它汉代釉陶一样，可能是在素胎上直接上釉一次烧成，年代大致可定为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期，陕西关中西部地区是目前已知的一处重要烧造区域，其它省份的汉代双色釉资料较少见，有待今后新资料的不断公布。另外，在陕北富县一带也存在一种东汉到十六国时期的褐绿双色釉陶，有瓶、仓等造型，由于面世的器物少，其真实面貌亦有待揭开。 　　随着汉代双色釉陶实物资料的不断面世，让我们对唐三彩的饰釉工艺起源有了新的看法，这批早期双色釉陶在褐红、褐黄色釉上用绿釉涂刷、描绘装饰图案，传统上把北朝的白地绿彩釉陶视为唐三彩饰釉起源，北齐白地绿彩陶器使用了白色高岭土胎，但唐三彩并不仅仅使用白色高岭土胎，仍有相当多的唐三彩使用红土胎，近年西安西郊老机场（唐长安醴泉坊）发现的唐三彩窑址就是一处以红土胎三彩为主要产品的唐代窑场，不过红土胎的唐三彩在胎上多数要增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但隋至初唐也有少量直接在红胎上施绿釉、酱色釉或简单挂彩的釉陶器，红土胎、白土胎与器表饰釉工艺可说没有必然的关联。 　　随着这些具备双色釉点染、绘制装饰的汉釉陶新资料不断面世，对我们廓清我国釉陶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帮助，在工艺起源上，这些褐绿双色釉陶器应被看作唐三彩饰釉工艺的源头，堪称是中国古代多彩釉陶装饰的雏形之作，我们可尝试为唐三彩历史研究加入这样一个注脚，“在中国釉陶初创的汉代，制陶匠师已开始尝试将不同颜色的低温铅釉涂饰在同一件器物上，以增强釉陶色彩装饰效果，这种复色釉工艺最终在唐代发展成为绚丽多彩的唐三彩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