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文物界的国宝”、宋代理学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孙、文物鉴定大师朱家溍9月29日溘然长逝。 　　朱家溍学识渊博，研究广泛，在众多门类的鉴定中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著述颇丰。仅举一例，朱家溍主编的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公司出版的《国宝》，其内容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木器、织绣等众多门类。1983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此书列为本年度一流图书，中国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中也常有此书。 　　万卷琳琅捐诸国家 　　朱文钧先生，字幼平，号翼庵，光绪八年（1882年）生于北京，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翼庵先生早年游学英伦，毕业于牛津大学，辛亥革命后任民国政府财政部参事、盐务运销厅长等职，后脱离政界。 　　■待社会安定之时，即化私为公 　　翼庵先生以相国世家，书画之余，酷爱金石，博学精鉴，名重一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书画碑帖，极为当世推重。先生逝世后，夫人张宪祗女士遵遗嘱率四位哲嗣家济、家濂、家源、家溍分批将历代碑帖、古籍、书画、家具及其他文物捐诸各博物馆、研究所。 　　第一批捐献，时为1954年。国家初定，朱氏后人将欧斋所藏七百余种汉唐碑帖捐入故宫博物院。翼庵先生曾以重金购获《九成宫醴泉铭》北宋初拓未剜本，于是自号“欧斋”。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欧阳询《醴泉铭》拓本。欧斋所藏的拓本中，许多都为初拓本，也不乏孤本，如北宋拓汉《鲁峻碑》、初拓汉《张迁碑》“务”字不损本、北宋拓《云麾碑》和《集王圣教序》、宋拓《崔敦礼碑》和《麻姑仙坛记》及明拓《石鼓文》等。这七百余种碑帖，是一部体系完整的书法史。启功先生有“近代石墨之藏，无或逾此完且美也”之评价。 　　1976年，朱氏昆仲又将两万余册历代古籍善本捐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翼庵先生藏书之室题名曰“六唐人斋”，因其收有宋本唐人文集六种：《李长吉文集》四卷、《张文昌文集》四卷、《许用晦文集》二卷拾遗二卷、《孙可之文集》十卷、《司空表圣文集》十卷、《郑守愚文集》三卷，皆为藏书中之冠冕。先生原有藏书十万卷，致多善本，也不乏孤本，在捐与社科院以前部分已辗转归于北京图书馆。先生藏书尤重旧钞名校，被傅沅叔赞为：“翼庵嗜藏古钞名校，具有神解。”袁励准先生也曾书一联“万卷琳琅昨日汲古阁，一船书画今之英光堂”，以赠翼庵先生，将宋代米芾的英光堂和明代毛晋的汲古阁与之相提并论。 　　1976年朱氏兄弟还将珍藏的数十余件珍贵文物捐给了承德避暑山庄，这些文物中尤以明清宫廷家具为重，包括黄花梨、紫檀、楠木等制作的大型多宝槅、条案、几案、宝座及床等一级文物，其中乾隆紫檀叠落式六足画桌等三件为国内仅存。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在《萧山朱氏旧藏珍贵家具纪略》中认为：二十世纪前期，北京以收藏家具著称的有四大家：满洲红豆馆主溥西园，定兴觯斋郭世五，苍梧三秋阁关伯衡，萧山翼庵朱幼平，而收藏既富且精者，首推萧山朱氏。翼庵先生原藏家具中，明代紫檀夹头榫大画案和明代成国公旧藏紫檀四面平式雕螭纹画桌已先于六十年代分别捐藏于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 　　1994年中秋佳节，中国最早建馆的博物馆之一的浙江省博物馆新馆开放。这一天在书画馆展出了四件稀世珍品：北宋名家李成的《归牧图》、许道宁的《山水》、南宋画院四大家之一夏圭的《山水》及宋人画《邃堂幽静》。这些就是萧山朱氏向国家捐献的第四批珍贵文物，除上述四件外，尚有十一件历代法书、绘画精品等。 　　此外，历年来萧山朱氏还向国家捐献了其他一些珍贵文物，如入藏承德避暑山庄的黄莘田十砚轩端砚、宣德炉，入藏浙江省博物馆的柳如是写经砚等。 　　收藏之旨，历代藏家各异，然而似翼庵先生者古今罕有。先生生逢乱世，民国早期市面上文物流散颇多，为了保护这些珍宝不使其流失外国，遂倾家产尽力搜罗，并与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约定，待社会安定之时，即化私为公，将所藏悉数献给国家，以图永久保存。 　　对于萧山朱氏保护中华瑰宝并无私捐诸国家的爱国行为，政府予以一系列表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美国《华侨日报》等国内外新闻机构都作了大量报道。王世襄先生评论“朱氏是近代捐赠文物质量最高、数量最多的有数几家之一”。 　　■朱氏昆仲皆专家 　　朱文钧先生的四位哲嗣，1949年后不但遵父遗嘱将家藏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而且子继父志，每一位均为学问渊博的资深专家。 　　大哥朱家济（1902－1969），字豫清，又字虞清、余清，朱文钧先生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南开中学、北平大学和故宫博物院任职，抗战时随古物南迁，后又供职于重庆粮食部。1953年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研究组组长，1963年应潘天寿先生之邀受聘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主讲书法和古典文学。 　　朱家济先生是杰出的书法家，擅真、行、草三体，作品俊丽清健、笔跃气振，自成风格。同时，对于书道，尤其是“运腕”二字，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影响甚深。其部分遗墨已整理出版，如西泠印社的《朱家济行楷六种》等。 　　二哥朱家濂（1908－1997），字景洛，朱文钧先生次子。毕业于北平大学。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二十余年，后调北京图书馆任中文采访部主任，是一位资深的版本专家。其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善本图书打交道，年轻时帮父亲更换家藏几万册古籍的夹签，从而打下了研究图书版本目录工作的基础。七八十年代受邀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馆藏图书鉴别版本提要的编写工作，并将其父生前所撰写碑帖题跋誊写副本校理成编，题为《欧斋石墨题跋》，经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晚年花十年心血完成综集历代藏书家题跋之大著《古籍题跋索引》，正在整理出版中。 　　三哥朱家源，字清圃，朱文钧先生第三子。（1910－），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中国大学任教，教授“比较宪法”、“中西交通史”等课程。抗战时在桂林、重庆等地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胜利后转至北京分局。1949年以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资深的宋史专家。 　　回顾萧山朱氏四位昆仲在学术上的非凡业绩，仿佛仰视宝山，而他们的为人，与其先辈如出一辙，亦为学人之楷模。 　　■文/浙江省博物馆王屹峰 　　“蜗居”中的鸿儒 　　在广播中听到朱老逝世的消息，我十分诧异，记得春节时去拜年，老人家看上去还是挺好的，真令人不能相信。我不由得回想起在故宫工作时，与朱老相处的一些往事。 　　朱老的家在东城一处平房院内，原是清代僧格林沁的府邸，朱老只住院子西南角的两间耳房。与原来的宅第相比，朱老的住房真是个小旮旯，因此，启功先生戏称“蜗居”，并亲笔题写“蜗居”二字，朱老将其挂在墙上。在外间屋的东墙靠南窗的地方有一对老式的木制扶手椅，朱老常坐在那里休息，我也曾在那里坐过。环四壁而望，屋里是几十年不曾改变的简朴的用具，冬天，屋里又被煤炉占去了一方。朱老不以为然，还把院内的花草搬进屋里，与他一起过冬。挨着炉子是一张八仙桌，桌上堆着书和摊开的稿子。里屋有朱老的一张单人床和写字台、桌椅等物，两间屋里只是这些简单的家具一放，就显得空间很逼仄了。可是朱老的很多鸿篇著作，正是在这里酝酿和完成的。朱老喜欢京戏，墙上挂着他着戏装的照片和一张年轻时着戏装的小油画画像。朱老喜欢踢足球，年轻时也是一名足球场上的骁将。朱老不喜欢补品，他曾对我说：“你送给我，我也是送人。”坐在朱老对面，就像是他的家人一样，很是随意，丝毫不让你感到拘束。听着朱老的闲谈，再看看这花木扶疏的拥挤小屋，终于明白了“蜗居”更重要的含义：这里更是一处使人身心宁静的家园。 　　1989年春天，台湾作家高阳第一次来北京，他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故宫，而来故宫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朱老。事先我已与朱老联系高阳来访的事，“来吧，我随时都欢迎。”朱老以他特有的口气，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记得那天近中午，高阳迈进朱老在故宫城隍庙的办公室，两位从未谋面却神交已久的学者会面了。高阳十分崇敬朱老，且比朱老年轻，因此进得屋来便首先拱手问候朱老。朱老像接待熟人一样：“请坐吧，我这儿随便。”当年两岸交往还不像今天这样平常，但是朱老平易而简明的开场白，使得几十年两岸没有往来的生疏在他们之间似乎不曾存在。这一幕也是我在事先没有想象到的，我想这正是“大家风范”使然。记得当时朱老由高阳的家事说起，又说到高阳在北京的本家亲戚以及自己与这些亲戚的交往。如果单从两家人来往的辈分来讲，朱老要长高阳一辈，高阳听罢立即起身行一鞠躬礼。朱老拉家常似的一席话，便使这两位学者的关系变得既像是久违的老友，又像是久未走动的一家人，他们以后的交谈如水乳交融，气氛十分融洽。我已记不住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问题，总之是徜徉在他们都十分感兴趣的有关历史的问题之中。时间过得很快，直到有人来提醒朱老应该吃中午饭了，他们才发现已经过了12点，但仍意犹未尽。临分手，高阳送给朱老一把台湾产的折叠伞和香烟。朱老送给高阳一本刚出版的自己的新作。他们前后会见不到一小时，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朱老对我提起高阳送的小礼物时（现在看起来这些小礼物是很不值钱的），十分认真而诙谐地笑着说：“我可没钱送高阳礼。”1990年秋天，高阳再次来北京，他们又重逢了。这次是在北海的“仿膳”，我记得席间朱老和高阳侃侃而谈，不用说，话题仍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事、定是无数好听的故事。 　　■文/言午 　　谊证金石 　　尽人皆知，朱氏一门家藏极富，但最终全部捐给了公家。“高风亮节逾天”，是不用多说的。但以此为“契机”，却曾引起过我和先生之间的一场“斗砚”。 　　约七八年前，我在《收藏家》杂志供职，先生是编委，属于领导层，我们到其僧王府老宅去拜望谈刊。先生不管对人对事永远即淡即真，大家风范全在平和朴率之中，故我亦无外道。同行的还有海波先生，极好京戏，与先生同，所谈甚欢。 　　我忽然想起一事，便探询先生，“我久想看您的砚，好则一方足已。可否。”先生故作微嗔，说“你———还不知道，最后十方好砚都捐给了承德博物馆。”我“不为所动”，仍坚持己愿，说：“您别忘喽，我也是玩砚的。”言外之意，任何一个真正的玩砚大家，不可能身边、掌上无砚可弄。先生又作“无可奈何”状，且一边往里屋走，一边说：“我就留了一方———是我写字带玩的。”我窃笑且不置言。 　　不一会儿，先生从里屋手捧一大紫檀盒端砚出来。我暗吃惊，因为前次我从一儒商手中以数万元之巨购得一方皇家溥杰藏砚，竟与先生此砚全同孪生。然———相同之砚有二，便不为奇珍了……正思忖时，先生已将怀中砚匣掀开。我一看，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即以颜色论，先生紫红我青紫，还是不同的。于是又以砚为题，兴致勃勃地聊开去。待近午饭时，朱家公主传蓉也推门进来，又捅炉子又做水，其质亦大家闺风。 　　此事经年未几，我又得了一方新歙砚，砚表有眼七颗，而且按北斗星式排列。国内诸多媒体和港澳报刊都做了报道，因为自唐宋见著录以来，相类者约不过三几方之多，故弥足宝赏。我又去请朱先生经眼把玩。 　　先生就是这样，永远成人之美，况乎金石事、况乎小砚友！前此故宫博物院著名文房四宝专家张淑芬先生已写了长跋考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和著名学者张中行也都咏诗书册。故先生一边赞砚，一边说：“他们都写过了，我还写干什么？这么着，我给定个名，就叫歙石北斗七星砚，我再开枝新笔给你题上。以证其圣嘛。”我当时真有点儿受宠若惊了。先生行事若此，是砚之幸，是吾之幸，亦先生圣真洁纯人格之表征也！ 　　古来真文人未有不爱砚者，故谊证金石的佳话多多。愿以此小文诚祭先生并祈先生后人载康载福。 　　文/书生玩家 　　二○○三年十一于 　　京南一砖寺 　　朱家溍先生生平 　　朱家溍先生（1914.8.11—2003.9.29），男，字季黄，浙江萧山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著名的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朱家溍先生于2003年9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朱家溍先生的父亲朱文钧先生（号翼庵）是著名金石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家委员，负责鉴定院藏古代书画碑帖。先生自幼受家学熏陶，酷爱祖国传统文化，精研文物及历史等。1941年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在后方粮食部参加工作。1943年开始在重庆参加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和研究等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历任故宫博物院科员、科长、编纂等职务，担任文物提集、整理、编目、陈列等工作。工作中，广泛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名画和工艺品及古建筑、园林、明清历史、戏曲等。1950年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兼任陈列组组长，负责各项大型文物陈列设计和布置，依据明清档案和历史文献等，逐步恢复太和殿、养心殿等部分重要宫殿内部陈设原状。1966年后参加故宫藏书的鉴定和编选出版工作。1983年任研究员。1992年应国家文物局之邀参加全国各省、市、县博物馆和考古所等单位的文物鉴定专家组工作，确认全国各地呈报的一级文物。1988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91年被国务院评为享受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之突出贡献的专家。 　　朱家溍先生先后主编了《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等图书，由先生主编的《国宝》荣获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一流图书奖，他还参加了《故宫珍品全集》、《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等的编写，发表数十篇重要学术论文。他的专著《故宫退食录》被评为1999年十大畅销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