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届「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Art Basel，以下简称巴塞尔艺博会）的开幕日，正好夹在「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与「卡塞尔文件展」（Documenta, Kassel）之间，一方面带来了空前人流，另一方面却也减弱它的重要性；而艺博会本身也在经历领导交替的阵痛。6月14日，笔者与博览会的新任亚洲地区顾问田霏宇（Philip Tenari）进行了一席长谈，以下是谈话的纪录。 　　Q首先祝贺你就任亚洲顾问这一重要职务。大家对你的前任、不幸英年早逝的降落伞（Jonathan Napack）都很怀念。这些年来，他对沟通巴塞尔艺博会和中国及亚洲艺术界间的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认为他留给你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A没有他，我也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从去年开始，我就参与、协助他所做的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活动。他有深厚的西方艺术界背景，在纽约待过很长时间，后来才到香港并接触亚洲当代艺术。他去世后我曾写过几篇纪念文章，谈到他当时的态度就已非常前卫。那时许多人觉得亚洲当代艺术只是有些异国情调，但他却一直用最严谨、最核心的西方艺术研究精神来看待。有些西方批评家或策展人虽然关注亚洲，但没有他这种对不同族群和文化的尊重态度。 　　对西方艺术的很多知识我都是跟他学的。我的兴趣以大中华地区为主，而他的经验还包括日、韩和东南亚，所以这方面我也经常请教他。我最敬佩的是他做的事情很多，但从来不显得累。 　　Q现在作为亚洲顾问，你觉得自己的责任和目标主要是什么？ 　　A其实就是要继续降落伞和艺博会总监凯勒（Sam Keller）一直进行的工作。巴塞尔艺博会今年面临很大的变化，凯勒担任总监八年，现在将由新的三人领导班底取代，估计近期内不会在亚洲地区有大动作。主要是要稳定地接着做已经开始的工作，包括继续寻找成熟的画廊、培养愿意到巴塞尔来的收藏家，以及向中国媒体介绍巴塞尔艺博会的事务并拓展知名度。画廊、收藏家与媒体，是我们最关注的三部分，过去这方面难度很大，现在相对容易一些。去年巴塞尔艺博会费了不少心思和预算组织一个中国的VIP团，邀请记者和藏家亲自到巴塞尔参观，基本上算是成功，但来的人没有期望的多。今年情况大有进步，中国来的人增加了，有几位去年邀请但没有来成的人，今年却自费前来。博览会为此在当地著名的古堡酒店中举行了盛大宴会欢迎他们，这是巴塞尔艺博会最有特色的地方。我们很高兴参展的艺术家和三个画廊：香格纳、维他命艺术空间和北京的CAAW都出席了。 　　Q你们有没有统计今年大约有多少人来自中国？ 　　A目前为止大约两百多人，包括来自香港、台湾的人士。 　　Q 巴塞尔艺博会这次有没有组团？ 　　A我们自己没有。但我们知道有几个重要的团：今日美术馆有一个，北京一位收藏家杨斌组织了一个、陆蓉之组了上海和台湾的团；很多美术馆都派人前来，如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晴，以及今日美术馆、证大美术馆等。广州和中国美术馆今年没有来。我认为中国艺术界核心的专业人士都知道这个艺博会的重要性，当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来。 　　Q许多中国的年轻艺术家自费来参观，过去这不太可能。 　　A对。也有许多知名的艺术家如季大纯、陈文波等。当然许多参展的艺术家都在这里，如曾梵志、张恩利、周铁海等。艾未未只来一天就赶到卡塞尔去了。今年也是中国艺术家参加「艺术无限」项目人数最多的一次，有艾未未的《碎片》、曹斐的《国、父》和徐震的《18天》。 　　Q这次《Yishu》为艺博会出版的专刊中，将今年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列了一张表，包括专门代理中国艺术的画廊和其它画廊的中国艺术家，列起来相当可观。艺博会对亚洲市场的关注是逐渐进步的：开始时只是把亚洲看作全球市场的一小部分，接纳的亚洲画作也非常少；前年在巴塞尔的「艺术对话」中首次举办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去年又将对话延伸到北京。你觉得现在巴塞尔艺博会的领导层对中国市场的前景，以及国际艺坛上的地位有怎样的观察？ 　　A巴塞尔艺博会一直是以很策略的眼光来看待全世界的艺术，例如1980年代就开始有摄影项目，在当时是很前卫的。1990年代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更逐渐全面发展成世界性的艺博会。未来巴塞尔艺博会对中国如何关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位总监的态度。 　　我觉得去年和前年那种（对中国艺术的）热情已逐渐沉淀下来，现在则成为一项长期工作，不再只是邀请人来，让人知道你；而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模式来服务经营。以前降落伞要注意整个亚洲地区，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通过口头上的介绍来开展工作。我们虽以北京为基地，但是并没有办公室的硬件，有时可能更像一个公关公司，把一些信息译成中文，再发给中国的媒体；同时也系统地整理国内藏家的名单。要保持博览会在世界上的顶级位置，长期持续的曝光是必要的。 　　Q昨天《艺术报》（The Art Newspaper）向新管理层问到你们是否打算在中国举办博览会，中国市场发展很快，今年由瑞士画商胡伯（Pierre Huber）等人发起的国际艺博会将首次登陆上海。你们是不是会有变化？也会到中国去凑热闹吗？ 　　A巴塞尔艺博会不太喜欢凑热闹。现在中国收藏家还是对中国艺术家最感兴趣。这次我和几位中国藏家聊了一下，他们从北京来到瑞士，买的还是北京艺术家的东西，或最多是日、韩艺术家作品。虽然也有香港的大腕买几张沃荷（Andy Warhol），但对西方艺术的欣赏和流通并未形成气候。在中国做艺博会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要么把中国艺术介绍给国外藏家，要么把西方艺术介绍给中国观众。我觉得现有的模式还是可以运行几年，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做。巴塞尔和迈阿密成功的很大原因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两者都不是特别大的城市，来的人都是为艺博会和外围活动而来。在香港、上海或其它中国大城市中很难举行一个这样突出并有特色的艺博会，它会在大都市的环境中会淡化成许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Q如果艺博会现在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意图，是否考虑过把中国艺术更多地介绍到巴塞尔，接纳更多的中国画廊？这些年巴塞尔艺博会的态度谨慎而缓慢，今年中国画廊只有三家，门坎相当高。现在中国和亚洲出现一大批新兴画廊，有的实力也很强，不少都有参展意愿。 　　A我觉得今年已有些进步，例如维他命艺术空间去年在巴塞尔的「Liste博览会」展出，今年参加「艺术无限」和「艺术宣言」展区，反应非常好。常常有人向我们询问如何参展，凯勒最喜欢引用的例子，就是1990年代韩国一度出现过画廊潮，那时许多别的博览会都大量接受韩国画廊，但现在只剩三、四家。巴塞尔艺博会那时选得比较谨慎，事实证明，现在这几家画廊都还继续参展。 　　巴塞尔艺博会的型态有点像俱乐部，希望你一旦加入就成为其中一员；接纳画廊并不是为了讨好某个国家或某收藏群，或作别的利益考虑。六个评委都是欧洲非常老的画廊主持人，讨论时非常认真，主要关注画廊最核心的工作，如收藏群有多强，艺术家名单有多好，有几年的合作；平时的展览项目以及与美术馆、策展人的关系等；要看展览的方案是否适合。他们考虑的就是这些。当然对他们来说，可能亚洲的画廊比较遥远，但可喜的是今年9月上海新的博览会开幕时，这六位评委会集体去上海和北京几天，也会去看一些重要的画廊。 　　Q过去有人认为巴塞尔艺博会的评委会全由欧洲画商组成，他们不太了解亚洲，你觉得今后会不会有亚洲人士加入？ 　　A不无可能。巴塞尔艺博会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评委会，是评委会在主导艺博会，这与巴塞尔艺博会本身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我曾看过第一届的画册，特别有意思，那时全部是西德和瑞士的画廊，有几家来自巴黎，而现在巴塞尔成了世界性艺博会，这种变化就是时间的过程。中国有些画廊对进入巴塞尔艺博会的方法可能有误解，总认为要是进不了最好的，就不如不来，根本不考虑先参与外围的博览会，如Liste或Volta，一两年后再申请进入，事实上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维他命就是这样做的。虽是外围展，但批评家都会去看，先让他们了解你所做的，以后申请就容易多了。 　　Q你觉得台湾画廊参展的机会如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有画廊参加。 　　A他们申请的也较少，但我们并非以地区来判断，真正要看的是画廊对艺术家和收藏群的经营。目前中国和台湾有许多画廊与拍卖行或投资界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并不关注对艺术家和收藏家的长期培养。对我们来说，这两个方面倒是最重要的。 　　Q凯勒即将卸任，过去他以个人魅力实行强势领导，现在改行三驾马车的体制意味着领导的弱势化，对此你如何评价？ 　　A凯勒的魅力惊人，在其领导下，这个体制也确实扩展很多，从一个单一的博览会成为跨洲运作的机构。他有时飞到中国待12个小时就飞回来；在威尼斯，需要有一条船整天跟随着他，船上就是他的办公室。现在把他的工作分成三个担子，应该是较有效率的办法。负责经营和财务的雪恩霍泽（Annette Schönholzer）在巴塞尔工作了十多年，是迈阿密的展览经理，她可以把服务客户的工作做到位。另外两人，艺术总监罗比诺薇兹（Cay Sophie Rabinowitz）有专业的当代艺术眼光；史毕格勒（Marc Spiegler）以前在苏黎士做新闻记者和艺术报编辑，现担任国际策略和发展总监。多人领导的形式并不罕见。巴塞尔讲究的是持续性，我觉得这次选择三位新总监，就是找到了最适合博览会、使以往传统得以延续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