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展览是对糟糕现实的抵抗

泰康空间2016年度冬季展览“抵抗的涌现”于2016年12月30日开幕，作为“泰康新生代策展人项目”的首展，受邀的四位青年策展人——富源、缪子衿、魏颖、姚梦溪，以独立的研究路径、全新的策展视野、广泛交叉的学科背景，为我们展示了新一代艺术策划与研究的面貌。在此，我们和四位策展人聊了聊这次策展背后的故事。

四位策展人在展览现场，魏颖、富源、缪子衿、姚梦溪（左起）

• 这个时机很特别，感觉很少有比2016年更糟糕的了。然而事实上，令人厌恶和惊恐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现实的疯狂从来都是有增无减。展览是对这种现实的抵抗，也体现了一种更为鲜明的态度。    / 富源
• 看台的临时性不是简单地出自机构设定的二个多月的展期，而在于艺术家随观众重访项目，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经验以延续、激活、测试、甚至推翻自己过去或当下的思考。    / 缪子衿
• 在科技发达的当下，各种真实扑面而来的时候，艺术家如何构建自己的视角，去和这个过于清晰的世界对抗？    / 魏颖
• 我们都比较期待变动的工作方式——在聊的过程中，感觉到不能再聊下去了，就去做一点事，做完了接着讨论......他们带着素材、习惯，在紧急的状况里把自己掏空，逼迫自己从惯性里逃出来，重新书写、做新计划。    / 姚梦溪

“抵抗的涌现”展览现场

在这个组合式的展览里，与你合作的艺术家是哪三位，是什么机缘促成本次的合作？

你平日如何了解这三位艺术家的工作？

这次展览希望探讨什么话题，如何呈现？

富源 /

和我合作的艺术家分别是：杨露子、林甲悦和沈莘。林甲悦、沈莘都是我一直希望合作的艺术家，我们也经常保持沟通。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甲悦了，我们都在SVA（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书。沈莘在光州双年展上才有正式的接触，之后会偶尔微信更新各自的情况。杨露子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认识不久，却有很多可以探讨，这要感谢沈莘。

相互信任应该是促成展览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和一个艺术家合作需要足够的耐心。参展的都是女性艺术家，虽然不是刻意为之，却也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我的一种倾向性。最重要是她们具有一种特有的态度，而这也是展览希望呈现的重要部分。即使很多时候这个方面是被忽略的

“化敌为友”单元展览现场，策展人富源，艺术家林甲悦、沈莘、杨露子

不过，归根结底，我希望探讨语言问题以及知识的意义。无论是在美学上、身体或是情动的范畴，语言的观念之间和非语言的观念之间的角力在三组的作品中都有显现，其中包括了语言的观念对认知的伤害以及知识的表演性。我和三个艺术家的关系是阅读关系，我希望通过展览呈现一个阅读的寓言，类似于酷儿学者Eve Kosofsky Sedgwick的修复式阅读（reparative reading）实践。

林甲悦，艺术家的感觉是其法律，收藏级数码微喷，100×200cm，2016沈莘，据点， 单屏录像，72 分钟，2016杨露子，伟大的帝国需要伟大的色彩（三部曲），单屏录像，21 分钟，2016

缪子衿 /

我合作的三位艺术家是谭天、胡伟和赵天汲。

谭天，柏林剩余- 政治不正确雕塑，玩具，闹钟，钥匙链，画布，展示台，尺寸可变，2016

我跟谭天2011年在今日美术馆展览部实习时就认识了，发现大家都在伦敦念书，在英国的时候就开始聊他平时的创作、参加的展览。其实我们的讨论并不是以合作展览为前提，而是比较欣赏相互的实践或思考方式。

组织者：赵天汲，撒癔症二，单频道录像，20分22秒，2013

胡伟和赵天汲其实是今年夏天才认识的，因为之前写的一篇研究北京独立空间的文章《独立给谁看？》。胡伟现在是IFP激构北京（Institute for Provocation）的项目总监，策展、研究方向包括数字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边缘化，当然他也是从荷兰Dutch ArtInstitute(DAI)留学回来的艺术家。赵天汲是在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节认识的，我觉得这个艺术家特别有趣，因为她会与既定的规则合作、协商、或不合作。刚好泰康年底有这个展览机会，我自己又对独立空间、驻留计划感兴趣，就邀请这三个人一起合作我的“误入”的单元。

胡伟，适当控制，轮胎、录像投影（彩色有声、循环），2014

主题是先从英文定的“Make It Wrong, Till It’s Right”，我在想能不能做一个东西是不太对的（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直到感觉对了为止。其实这不算是哲学的或理论的想法，反倒是特别口语的、日常的说法。中文想了半天对应的，就叫“误入”吧。

“误入”单元展览现场，策展人缪子衿，艺术家胡伟、谭天、赵天汲

“误入”由三个项目而不是作品构成，尽管每个项目都经过了艺术家不同程度的物质化处理。我对自己选择把发生在别处的驻留项目以及持续进行中的项目搬入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白盒子里的这个策展决定本身是有质疑的，因此，项目脱离了原始的生产语境之后实现的展示可以理解为“误入”。然而，当我们进入展览现场时，也许可以把展厅视作一个临时搭建的批判性看台。看台的临时性不是简单地出自机构设定的二个多月的展期，而在于艺术家随观众重访项目，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经验以延续、激活、测试、甚至推翻自己过去或当下的思考。

魏颖 /

我推荐的艺术家是刘国强、任日、吴鼎。

刘国强，窗子，摄影，爱普生艺术微喷，100×100cm×2，2016

出于策展人的职业习惯，我会大量看展览，去艺术家工作室做访谈。我可能在某个展览上被他们的某件作品吸引，觉得特别棒，然后就会想去了解艺术家，去他们的工作室，比较系统了解他们的作品脉络和创作思想，平时也会留意，整个过程就是很自然，慢慢发酵，然后看有什么机会就合作，不是特别点对点类型的。

吴鼎，只有人们对实在一无所知的时候才有可能无限的接近他，高清录像，彩色单通道，14 分57 秒，2016“表象之眼”单元展览现场，策展人魏颖，艺术家刘国强、任日、吴鼎

科技和社会的关系是我思考比较多的点。在科技发达的当下，什么可以去制衡技术的无节制发展，答案就是伦理学。但我也在思考科技发达的当下，各种真实扑面而来的时候，艺术家如何构建自己的视角，去和这个过于清晰的世界对抗。科学的进步不断在重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叔本华把这种认识称之为“表象”。现在的世界比阿波罗登月时代又更进一步，不仅说宇宙观改变，连人每天的社交痕迹，食物的卡路里摄取，身体的基因编码都一清二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不停地在消磨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神秘感，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物质真相过于了解的时候，你是否会厌倦和麻木？艺术家应该如何应对“真实之殇”的问题？

任日，元塑II，蜂蜡、亚克力，40×40×40cm×5，2013

这三位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保持好奇心和观察力的很好的案例。由此我觉得不能说是科技抹杀了神秘感和诗意，重要的是你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什么，你是否保持思考,是去使用这些技术建立新的诗意，还是追求一些超越时代的思考点，这都是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姚梦溪 /

我邀请的三位艺术家是史镇豪、唐潮和郑源。

唐潮，安全岛，单频录像，19 分13 秒，2015

唐潮是我合作过最多的艺术家，我们都比较期待变动的工作方式——在聊的过程中，感觉到不能再聊下去了，就去做一点事，做完了接着讨论。都是这样的起伏过程，做这个很紧急项目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到唐潮。

史镇豪，国王的故事，综合媒材 ，尺寸可变 ，2014

认识阿史（史镇豪）特别早，但之前没有合作展览，他每次来上海我们花很长时间聊天，我知道他的一些习惯，喜欢半夜去走路，他写小说，做一些录像，但都不是单个呈现，最后编织到一个结构里。

郑源，外置记忆，录像，11 分30 秒，2015

郑源是今年夏天认识的，之后看了一些他的录像，我发现他在剪辑的过程中，用到了起码五、六种不一样的方式，有非常强的讲故事能力，镜头和文本都是有意识的推进。他没有太多的素材，但通过不同的剪辑，让故事和观点完全独立。这三位艺术家都会去考虑事物的结构、会重组现实中的信息，又以不一样的方式呈现。

在这次展览中，希望通过共同实践，艺术家们关注彼此思考过程，展示工作方法而不是结果。他们带着素材、习惯，在紧急的状况里把自己掏空，逼迫自己从惯性里逃出来，重新书写、做新计划。行动以草场地为基础，用七天时间共同设定规则、搜集素材、在空间中游荡，留一周制作，项目初期开放展示的结果。行动实际指涉的不是社会调研（社会学）也不是社会运动（参与式），而是不能急着被归类的媒介和身体的协调方式。此次行动中细微部分，都被艺术家用各种方式玩起了“花式紧急”。这些东西全部同时被记录在他们的录像里面，他们一边在与自己的惯性较力一边受到其他艺术家的工作方法的影响，对他们的判断（被判断）也记录在里面，它是一个混杂过程，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可能艺术家也不是很清楚。

与本展其他策展人、艺术家的沟通，以及空间的使用上有什么感受？

富源 /

四个策展人都认识，沟通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个时机很特别，感觉很少有比2016年更糟糕的了。然而事实上，令人厌恶和惊恐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现实的疯狂从来都是有增无减。展览是对这种现实的抵抗，也体现了一种更为鲜明的态度。而涌现（emergence）这个概念非常恰当的描述了我们作为系统中自我组织运作的个体如何组合成一个具有复杂机制的整体，这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正是抵抗的涌现。虽然空间的分配有局限，不过足够讲明白道理了。

“误入”单元展览现场

缪子衿 /

我做展览，首先是看艺术家的作品本身的观念，然后在看自己如何用文字去言说，用什么样的展览形式呈现。但现场我不会刻意营造豪华炫酷的效果，除非是为了配合艺术家的思考。一开始就想过万一每个组合的作品不能在一起怎么办。可能用颜色区分，当时大家想的是刷墙四种颜色，然后展览的展签文字配合四种颜色。后来泰康提出的解决方式是铺地毯，所以就还是在一起。

“紧急行动！”单元展览现场铺设的绿色地毯

魏颖 /

这个模式比较好，不是说12个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互相穿插，这样就会复杂很多。因为我们四个人，各自有有命题，相对独立，但也会互相讨论。而在空间上，我们会协商，把自己空间的氛围处理好，互相不要传音和消解。基本没有很大的问题，感觉大家都考虑的比较成熟。

“化敌为友”单元展览现场

姚梦溪 /

每位策展人最初就设置了相对独立的单元，因此我们最早的要求是每一组三位艺术家的作品要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对光线的要求，我想要全亮的空间，富源需要相对暗的房间。我挑了一些尺寸可变的作品，想着来现场随机应变。

在泰康空间这个非营利艺术机构筹备展览的工作经验与之前的经历和经验有没有什么不同？

富源 /

泰康空间非常慷慨，除了对几个策展人和展览整体的要求都很给予足够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信任我们，这点非常重要。

缪子衿 /

对，像你说的，尊重策展。我接到泰康邀请的时候，我还把泰康从开始到到现在所有的项目研究了一遍。我觉得这个机构本身是基于策展、研究。

魏颖 /

现在年轻艺术家机会很多，各种奖项、驻地，但好像年轻策展人受到的关注相对少一些。其实我觉得策展人跟艺术家一样都是创造性的工作，他得有机会去把想法实践出来，然后也需要有时间阅读、思考，而不是体力活或者纯粹组织者的角色。需要有空间把思考的东西做呈现，不会规定展这个展那个，就是给你这个空间，给你这个机会，我觉得这点就很好，没有利益上的要求。比如我在央美美术馆项目空间的展览，就非常开放；泰康也是，不干涉策展理念，唯一的限定就是三个艺术家，你可以把一直感兴趣的题材做出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另外我之前和国内外很多美术馆一起工作过，比较下来，泰康的布展协助都挺专业，而且对策展也蛮尊重的，沟通很顺畅。

“表象之眼”单元展览现场

姚梦溪 /

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自我组织，除了跟美术馆合作，主要是自己做项目，会有比较消耗精力的过程，跟泰康合作的时候，发现机构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在思考我提出的可能性，接受一些有风险的事，协同艺术家和策展人一起做基础工作，光从这点说是不容易的。

“紧急行动！”单元展览现场

既作为参与者，又作为观察者，你们如何评价目前年轻策展人的工作，或者认为这个群体最需要什么？

富源 /

这个群体最需要政治性的激情和良好的举止。

缪子衿 /

我和我合作的艺术家做项目都是基于研究，就没有特别定义是我们是艺术家还是策展人。大家都有各自研究的方向，胡伟和赵天汲他们不止是艺术家，也是空间的项目总监或独立的项目的策划人（组织者）。所以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一批年轻的所谓85后，可能是自身身份的多样化，同时是艺术家、策展人、研究者，等等。所以不是以单一的身份去定义自己。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做工作坊、讨论会，不只是限定在策展人与艺术家这种二元对立的合作。身份的混合不止是说艺术家策展人之间的分工，而是他的视野、成长经历、教育经历的混合。而且我有时候跟这三位参展艺术家要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向我提出更细致要求，他们虽然年轻，但是非常专业、细致。

魏颖 /

我觉得上一代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的确挺辛苦的，但也要感谢他们把这些都铺垫完了。然后我们这一代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国际视野了，有因特网或者可以出国，信息基本上跟全球是同步的，这点很不同。但问题也在于此，当我们可以涉及任何题材的时候，就会思考自己的关注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年轻一代基本会开始有比较清晰的研究方向。我自己的方式是，有自己的方向，展览只是一个方式，同时还有研究、阅读、翻译、写作去支撑，它是一个综合体。

姚梦溪 /

这一代青年艺术家和策展人面临着和上一代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当代艺术在中国刚刚30年，开始的一代经历了基础形式语言的实践。第八届以及之前的“上双”可以说都是按照媒介来划分的，表演、设计、录像、装置。同样还有对对象的培养，观众经历了不同时期，如今能理解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对于实践者来说，现在面临一个更复杂，更多样的状态。最近，当代艺术争论的焦点是应该如何处理现实——它跟创作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投身于艺术工作，还是彻底离开机制化的行业问题？在这上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到场参展艺术家与策展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