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认识的年轻策展人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做谈《泰康新生代策展人论坛》于2017.4.15在泰康空间举行。

嘉宾：富源、缪子衿、魏颖、姚梦溪、戴章伦、韩馨逸、李贝壳、李博文、李泊岩、李佳桓、申舶良、杨紫、于瀛、张思锐

主持人：李佳 / 艺术总监：唐昕

“泰康新生代策展人项目”于2016年启动，将对青年策展人群体的关注与激励融合于机构的展览项目、研究、写作、交流、出版等工作中。继展览“抵抗的涌现”之后，2017年4月15日，14位青年艺术实践者聚集于泰康空间，各自从作为策展人、写作者，甚至艺术家等复合身份的实践经验为出发点，分享各自以策展思考为核心的工作与研究。这里为大家编选论坛发言部分观点，同时敬请关注泰康新生代策展人项目相关出版物。

  嘉宾介绍与部分观点  

富源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201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2016年于北京联合创立研究性空间Salt Projects，同年底于泰康空间联合策划展览“抵抗的涌现”。

短期旅行依旧会为我提供一种中间地域：在全球文化生活所提供的方差不齐中不断发现来自不证自明的日常奥秘，甚至是神秘瞬间。例如，在禁止商业捕捞的加州西海岸的悬崖上，长满了从新的中国移民家的院子里跑出来的大白菜。诸如此类的植物迁徙在不需要批判理论的辩护下完美成就了一个关于全球化的进程，而这片在奥巴马政令保护的自然海域更像是不远处精致人造景观、充斥着过剩选择的世界的投影。诸如此类的场景在“化敌为友”的章节中频繁出现，关于对诗学、性、身份的探讨和隐喻在苏格兰高地、加州沙漠、中国江南、中亚的风景中如同日常活动一样铺展开来，成为异化、外在、别样、奇异的瞬间。然而，现实中，更多的时候，这些瞬间在没有发生相遇之前就已经被过度思考，从而也放弃了相遇带来的惊喜。而这些阳痿的偶遇更像是我们必然的命运，反射在世界的瞳孔之中。或者说，对历史、政治、权力的辨识似乎不再是我们认知的终点。在这个尴尬的、甚至是令人痛苦的历史时刻，如何摆脱来自既有已知的负担和预设，重建对表达的信心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当下的责任。

缪子衿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2013年以第一等学士学位毕业于英国伦敦艺术大学传媒学院，201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策展硕士学位，现任《艺术界》编辑，2016年于泰康空间联合策划展览“抵抗的涌现”。

“误入”（Make It Wrong, Till It’s Right）由三个项目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作品构成。把发生在别处的驻留计划以及持续进行中的项目搬入一个艺术机构的这个策展决定本身，便是成问题的。因此，“误入”首先可以理解为对项目脱离了原始的生产语境之后实现的展示的质疑。然而，当我们进入展览现场时，是否可以把展厅视作一个临时搭建的批判性看台？其临时性在于，艺术家随观众重访项目时，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经验以延续、激活、测试、甚至推翻自己过去某一时刻的思考。策展人和艺术家与一个艺术机构合作的同时是否有可能甚至必须要对抗机构这个概念本身？

魏颖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泛生物艺术工作室” (PBS) 创始人，2016年于泰康空间联合策划展览“抵抗的涌现”，曾参与余德耀美术馆筹备及开馆展策划工作，曾任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项目研究员。

策展经历了“基于馆藏的研究、保存和展示”、“全球大型双年展”等阶段，时至今日又回归机构。但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当下的策展不需局限于馆藏，而取决于策展人自身的研究方向。由此，我将长期关注的领域——与科技相关的当代艺术作为案例，分享一种融合写作、翻译、艺术家访谈、教学和展览制作等元素的基于研究的策展方式。科技作为文化史和思想史中的重要参与者（例如福山和拉图尔的著作），应与艺术平等对话，而非成为其消费的工具亦或是瞻仰的对象。我于近期策划或参与策划的、与科技艺术有关的几个展览，分别发生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项目空间、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和泰康空间等。同时，对于建筑、书法、哲学、摄影等领域的兴趣，也将为自己的研究增加可能性。

姚梦溪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激烈空间联合创始人。她于2016年获第三届IAAC国际艺术评论奖，同年底在泰康空间联合策划展览“抵抗的涌现”，2015年入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青年策展人计划，并策划“展览的噩梦（下）：双向剧场”。

全球化以来“空间”的问题很突出，矛盾聚集在以空间为总体的生产关系上。“城市”的概念取代了地域或民族、国家，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牺牲地方“自生-自主”的独立结构，消除了空间差异，忽略中小城市、乡村，以及大都市的边缘地带，偏僻而普通的特性。我认为最直接的冲突和社会矛盾正隐藏在这里，急于待找回的除了空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再次找到协同共同体的可能性。就像去年年底在泰康空间中发生的项目“紧急行动”，我与艺术家在短期内聚集，我们处在焦灼危险的状态中，对话的时机和协作的契机就出现了，当我们用尽了已有的方法，下一刻真正的艺术才会来临。叫人兴奋之处正是这场突发行动为参与者争取了一段弥赛亚时间，不是静态简单的永恒，而是一个临界状态。

戴章伦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曾任广东美术馆研究部策展助理、《当代艺术&投资》编辑、第9届上海双年展“艺术写作／媒体”工作坊项目召集人，2014-2016年旅居纽约，并在纽约inCube Arts 艺术机构策划展览“Son: Signal of Authority”。

策展作为一种未来共同体组建方式？每一种既定身份的界定如今都事关要紧。归属、认定、界线是时代的最强音。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美国白人、穆斯林、左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类别认同如此坚硬，随处是闭合而敏感的共同体。能否想象一种无固定本质的，虚构的，临时的，开放的未来共同体方案？策展是否可以作为未来共同体组建的一种替代方案？通过文本阅读与想象，通过写作，策展人可否将艺术家组织进一个临时的，开放的共同体场域之中：使他既保有自己的独特性，又分有这个临时共同体的共享属性；使他不断遭遇邻人，他者；使他既扮演又真实，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入戏又出戏？

韩馨逸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201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获硕士学位。韩馨逸于2016年联合创立研究性空间Salt Projects，同年于北京望远镜空间策划展览“时间轴上空无一人”。

我时常产生这样的疑惑：我是一个策展人么？又或者如何可以成为一位策展人？如果通过对过往的展览工作经验进行检视，不难发现，其实我一直处于这样的疑惑或者说是焦虑中，但同时也在试图寻找一种更为有趣的策展方式。今天同辈的艺术家不同于以往，他们有着更为全面的知识系统与强大的视觉经验，那么对于与他们处于同一代际的策展人来说，或许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以及更为锐利的批判性：这种平等使得诚实交流以及关于基本问题深入探讨成为可能；而这种批判性则来源于对现实的观照以及对自我问题意识的培养。作为正在成长中并未形成清晰身份认定的策展人来说，或许从合作的艺术家身上发掘、吸取与学习他们观察世界的方法是一个不坏的主意，但同时也要珍视所有正在发生与已经存在的个体性。但愿我可以尽快度过这一不确切的焦虑期，同时避免过度消耗，通过阅读、写作及交流不断建立与推翻自我的主体性，以独立自由的状态快速成长。

李贝壳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动画专业学士学位，后获得伦敦金斯顿大学设计策展硕士学位及伦敦艺术大学圣马丁艺术学院文化批评与策展硕士学位。2014年至今活跃于北京和伦敦，独立策划的展览包括“无法兑现”、“运动场”等。

基于文化批评的背景，我常常从身边的文化现象中发现问题。文化被看作“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我的近期思考则着眼于信息及其存储媒介之间发展速度不协调所导致的问题。例如，几年前的软盘，已成为过时且难以读取的媒介，我们储存于当下各种技术媒介的大量记忆， 在将来也会变成一种无法读取的回忆。第二个策展的关注点是关于空间的问题，尤其是展览与空间的互构关系。从有形的实体空间来看，展览塑造了空间的整体气氛和特点。展览的呈现形式及其多样性也在改变着人们的观看方式。许多展览正在以互动式装置的“体验”代替“观看”。展览除了塑造空间的感官之外，还塑造了无形的“公共领域”，即可以促成人们发表言论以及产生话题的社会空间。我的近期实践则是基于这两条线索的思考，例如展览“无法兑现”则思考了“新媒体”这种在当代被广泛使用的艺术语言，其在文化生活中记录及存储记忆的危险性和可变性。例如艺术家梁半的作品《日落-日出》(Sunset - Sunrise) 以手机端作为作品的输出与储存方式，通过将地球两端的落日拼接在同一画面中叙述了一段异国恋情的记忆。 他的作品常常将人造景观与真实自然并置在同一画面中，创造出一种结合了两者的新景观。充斥于生活中的数字、网络载体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会将我们的文化记忆置于遗失的危险之中，所以我通过一种将问题公开化的方式，在讨论中我们可以不断拓展思路与面对的办法，并不断与当下结合形成新的话题。

李博文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2014年毕业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获美术学士学位，2015年于香港立木画廊联合策划展览“夜间的友谊”， 2016年担任上海J: Gallery展览“绝地反击：噪”评审团成员。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地位的改变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直接基于独特于美国当代社会的事件及议题进行艺术创作。这些创作的主题性内容与中国状况不相关，而创作的形式往往也与那些讨论中国事件的创作相距甚远。以中国艺术家童义欣的创作为例，我希望讨论一种在近年愈发常见的、貌似以“好奇”而不是“正义”为动力进行但有着明确社会介入倾向艺术实践。这些作品的直接主题性事件在美国社会亦是被忽视的、边缘化的；那么，由中国艺术家基于美国当代社会边缘事件创作的作品的现实或社会意义为何？我们是否可以从此再次考虑超越国家界限的社会介入式艺术实践的形式？

李泊岩

艺术家、独立策展人，2006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2012年创办非营利艺术机构“再生空间计划”，主要策划的展览有“ISBN: 9787214056061”（2016）、“三高”（2015）、“到灯塔去”（2014）等。

2013年初我做了一个尝试，我邀请朋友们发一张当时拍窗外下雪的照片，他们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用打印机把这些照片打印出来，放在户外的雪地里，我用手指在雪地里写了“一场雪”三个字。就这样，我完成了我策划的第一个展览。整个展览的观众只有我一个人，那些摄影很快被风吹散，被雪覆盖。“一场雪”虽然很短暂，但是给了我一些启示，这和通常热闹的展览相背离。之后，我觉得一个策展人的很大的魅力是在“主见”的传播结构上，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个主人公的视角。我怎么了，大家怎么了，我总在思考这些简单的问题。慢慢觉得策展的过程中表达自己要表达的东西是第一位的，我不想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是推销员和商品的那种关系。换句话说，我要弱化这种关系，我必须找到合适的将艺术家引出来的话题。我拒绝了被我称之为“合并同类项”式的策划方式。2015年我邀请了三位互相不认识的艺术家组织一场名为“三高”的展览，这个展览建立了一个虚拟的关系。他们都姓高，我虚拟他们有不一样的传奇的历史背景，我虚拟了三个传记来代替艺术家简历，整个展览被我主观命名为一个流派或者是历史定义。所以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有价值的展览不应该受到时间长短和空间大小的局限。空间的可能性，应该被策展人从发生的动机上加以利用和延展，而不是受限制。空间正是事件发生动机最基本的载体。空间自身的魅力，策展人介入和修改空间属性的多少，都是个体经验所左右的。在2016年我策划了“ISBN- 9787214056061”，展览的灵感来源于一本书的名字《中国不高兴》，对应这一引人好奇的名字，我完全关闭了一家位于北京的空间，让观众只能从猫眼中窥视作品，三个作品对应这本书的三个敏感的副标题。私人经验的具体表达，显示在“向谁展示”这一繁杂的话题上，到底向谁展示策展过程中的“我”，也成为我策划展览的终极问题。

李佳桓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译者、酷儿行动主义者，现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英文编辑，2017年于UCCA联合策划展览“例外状态：中国境况与艺术考察2017”，2015年创立地下酷儿短片展映+派对组织CINEMQ。

我在体制内的策展经验比较浅薄，在加入UCCA之前，在上海有近三年与行动主义关联紧密，以俱乐部这一场域为基础的活动策划实践。我从2014年开始协助策划当时上海唯一一个围绕GLBTQ群体权益展开且非营利的上海骄傲电影节；然而，由于种种因素，这些活动必须与各国大使馆合作，在展映内容和空间安排上有很多局限。2015年初，我与一位好朋友（一位来自英国的电影导演）决定发起一个名叫CINEMQ的地下酷儿短片放映+派对项目。这些活动从构思伊始就极有意识地与日渐乡绅化、主张同化的酷儿“帮派”秉持近乎对立的方法论，每个月一次，在上海一个不同的“常态”（非酷儿友好，或者从未承办过此类主题活动）俱乐部，以游击队的形式放映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由6-10部不等的影像策划而成的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邀请自己的朋友DJ，而酒吧的所有进账都会投入我们的电影节，或者捐赠给国内不同的LGBTQ机构，成为这个流动社群（或者说机构）的经费。决定在酒吧和俱乐部进行这一项目不仅因为可以边喝酒（抽烟）边看电影，也是对于酷儿历史的致敬：20世纪里，俱乐部文化不论在空间上，文化产出上（House，Disco，剧场，变装文化等等）都与酷儿/少数族群的社群建立有着切身的关联。这个由行动主义生发的项目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群，每次的展映都会吸引大概100-150位非常多元的观众——一定程度上，受众的多元性与CINEMQ展映材料的混杂性相呼应（从60年代psychedelic电影片段，致敬Kenneth Anger这样的酷儿影史先驱，到YouTube上搜索而来的有关如何变装的教育视频）；活动的策划上也逐渐脱离了单一身份政治/可见性的潜台词，更多变成了对于酷儿美学的梳理，我们也开始通过这些材料思考酷儿历史中的殖民、权利等问题，以及酷儿视觉输出在地理上的不平等性。很多内容是沉重的，所以放映结束后一定要跳舞。CINEMQ目前已经有了自己的微信号和网站，以后计划会有一个不定时推出的小杂志。

申舶良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2016年毕业于纽约大学博物馆学系获硕士学位，曾任ARTINFO艺讯中国资深编辑、记者，第9届上海双年展“艺术写作／媒体”工作坊项目召集人，曾在光州美术馆、OCAT深圳馆、纽约inCube Arts艺术机构策划展览项目。

我近期的策展实践主要探索展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目前，我正在与戴章伦合作筹备展览“寒夜”（Cold Nights），展览源自中国现代作家巴金（1904-2005）创作于1947年的小说《寒夜》，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伴随国家的危难和人际情感的裂变而崩塌的过程，其中描绘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情境与我们今日所处的情境非常相似。我们选择从小说出发，亦是针对时下大量艺术创作中对于社会状况的简化论述和对于政治立场的直接表态，它们遮蔽了鲜活复杂的人类真实处境。而小说可以呈现不同个体面对时代环境与他者时的不同反应，其文本中人物内心的迂回、人物之间的微妙张力，皆无法被简化为理论论述，并以某种方式拒绝被彻底理解。我们试图通过这个展览尝试一种全新的策展工作方式，邀请四位艺术家从《寒夜》中的四个不同人物的视角出发去阅读小说，通过各自的创作去“扮演”这四个人物，艺术家在创作阶段必须不断沟通，使作品随着人物关系的进展而发展，并在展览空间中形成对话，如演员之间不断的对戏。由此探讨基于文学文本的“创作扮演”如何作为一种新的策展方式，在当下的语境中产生意义且不被意义耗尽。

杨紫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现于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负责出版物及展览协调工作，曾任《艺术界》编辑。其近期策划的展览如2016年上海A+亚洲当代艺术中心的“肉身：恐怖谷”，以及上午空间的“密室”。

我的工作是从艺术系统的各种关系开始着眼，或者说，是从“什么是策展人”、“策展人在艺术系统内的位置”等元问题入手的。而在我面对和回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并非意欲为策展人这一特殊身份进行辩护，或者证明其主体性的位置。相反，我常常使用消弭策展人在展览制作中的位置，以及将策展人所谓“权力”打散，或者与艺术家及不同身份的合作者置换工作职能的工作方法，不断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和反思。

于瀛

艺术家、策展人，200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学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策划的展览项目包括“一场错过的斗争”、“劳动万岁之一”、“于瀛群展：佛跳墙”等。

和有着具体而清晰的策展理想的策展人不同，我将策展这个动作本身视为我的创作，是一种自我描述的方式。谈论自己的创作我很难避免一种福音见证录的自述方式，而更加喜欢一种“神棍”的语言：我的老师，伟大的林晓，在风景写生课时带我们读小说，根本不去写生，而是读罗伯格里耶、《巨人传》等等，我喜欢这样的描述和本质之间的形状、因果的关联。比如，我去年策划的“于瀛群展：佛跳墙”，展览在预告片里用了金正恩的形象，一个留学海外又面对本土问题的形象。展览关注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互联网时代下的“本土”语境的变化，从地理和意识形态的疆界到中文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边界。二是同步于中文互联网世界发展的创业潮，艺术家打入商业流通环节的自创机构、社会组织化生产等等现象。就我自己而言，很多创作都是从我关心的问题出发，但我意识到我朋友们关注的问题也差不多，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要使用他们的作品，这就有了“佛跳墙”。这个展览对我而言是我的一次项目，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个群展，所谓一个展览两种表述。整个展览的准备过程都是使用微信进行讨论，在这个中文互联网的平台上，也对抗着时差这个地理问题。和佛跳墙同期开展的项目是我和四方美术馆的策展人刘林的合作：金陵冬季学院。我们在一个有限空间的个人作品展里，谋求展出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展览，计划用一个规模宏大的文献展，呈现一段被遮蔽的南艺反抗者的历史（虚构）。以上是我近期的两次“策展”实践。

张思锐

艺术写作者、策展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批评、策展和概念实践硕士，现任《艺术论坛》中文网市场总监。

虽然付出的金钱和时间的成本差异颇大，展览和建筑的实现过程却有着类似的构成：在实现的过程中，策展人/建筑师主持并协调着这个实际事件，从概念开始，用草图、模型计划，再依据此与多方协作进行搭建/建设，最终在特定的时间节点通过竣工典礼/开幕酒会的方式亮相。虽然在对“策展”的探讨中，实现的过程却几乎是隐形的，对“亮相”这个特殊时刻的追求导致实现的过程中充斥着各式临场发挥和妥协，并与“策展”相互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具体的代价都有哪些呢？又造成了哪些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