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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理想之路—谈李贵君的油画创作 (文 余丁)

2013-06-13 15:56:24          

 

李贵君   《飘动的红丝巾》   100x80cm   2004年 

                                     

                                                 余  丁

    与贵君相识20余年,一直喜欢他的画作。贵君是一个执着而努力追求理想的人,对艺术有一种执拗的认真态度,那份严肃和一丝不苟总让接触他的人也不得不对艺术产生尊敬。

    20多年前他的作品《画室》参加了“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并获奖,当年他才大学一年级,因此引来多少年轻学子的仰望,我也身在其列。 李贵君的这件作品被认为是学院艺术参与85新潮美术运动,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许多评论认为这件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理性之风、是对当时“现实主义”绘画样式反思。

    今天看来,李贵君等人当时的作品与85新潮的大部分作品仍然是不同的,它们既有对于传统艺术的反思与观念的突破,又兼顾了油画自身的语言探索,走了一条折衷主义的道路。《画室》既具有现代绘画的形式构成与象征主义因素,又保持着学院艺术家对于油画本体,特别是油画语言的关注。《画室》对李贵君此后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把他后来近20年的创作看作是在抽象与构成、象征与唯美、对象与语言之间的不断游移与探索。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作为85新潮美术运动的亲历者, 他对绘画中表达意识形态的内容不感兴趣,也力图让绘画离开具体的生活对象而具有独立的审美品质。这一态度其实从他创作《画室》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因为当年在展览时,他曾在他的画幅下作了如下声明:“靠画面传达出具体的生活情趣来打动人,不是我所追求的。”在《画室》中,“他并不是在捕捉某个现实的场面或片断,而是在通过各自独立的形象(这些形象又通过色块的分割得以加强)来表达自己对个性与人格的尊重”。李贵君把眼光放到了室内,此后的20年里,他不懈地坚持着这一点,就像他的老师杨飞云一样,他把对于自然的怀想,紧紧地收缩起来,“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中,有足够他遐想、捕捉、研究、肯定的一切。”然而跟他老师不一样的是,李贵君更在意现实题材的象征性表达,以及画面的抽象的构成因素。换言之,90年代的李贵君所要追求的,绝不单纯是古典的理想美,比起他的前辈画家,他更希望能够找到理想美与现代主义的结合点。

最早把李贵君的作品与象征主义联系起来的是批评家易英先生,他在1985年《美术》杂志第10期发表的《当前创作中的象征主义倾向》一文中对李贵君《画室》中的象征主义进行了评述,“画面上三个大学生的形象彼此间是没有感情联系的,灰白色的背景的衬托,将人物分割为三个独立的色块。人物的行为也互不相关,似乎不是共处于同一瞬间,时间的错位显示出作者超越客观对象的意图。李贵君现在的作品仍然保持了这种特点,如《青春无悔》(2007)中两个少女之间毫无联系的描绘;《榕树前》(2006)中躺在地上少女,手中的死鱼、榕树以及少女本人也是找不到关联。《温情》(2006)中口衔红丝巾的鹦鹉与抓住丝巾另一端的少女之间似乎也缺乏交流。象征主义的手法在画面中成为了一种中介,它既超越了具体的客观物象,又保留了思想的轨迹,因此,与那些单纯追求画面变形的手法相比,李贵君所用的象征主义手法是一种观念的抽象,即让具象的画面形象失去自身的某些属性,把观众的注意引向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飘动的红丝巾》(2004)应该是李贵君近些年的代表作品,在这件作品中,象征主义的手法被用到了极端,而画面也被处理得极端的单纯、简化,这表现在画面人物简洁的长三角形与地面的横线的构成关系,而人物的动态有一种怀斯式的纪念碑效果,构图的庄重与女孩的柔弱之间形成对照,飘动的红丝巾却好似来自另一时空,它的飘动或堕落与女孩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把李贵君的《画室》和现在的作品联系起来,我们可能还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李贵君是个早熟的画家,也是一位专注的画家,20多年来,他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对现实对象本质的把握以及在画面上的语言转化。换言之,李贵君一直在寻找那种能够充分表达自我,并能超越生活表象的艺术语言。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油画家的李贵君跟他的老师靳尚谊、杨飞云等画家一样,在乎油画语言的纯正性,他也与他们一样,认为油画之为油画,仍然是有标准的,艺术史上的大师们已经为这个艺术门类树立的典范。其实如何观察和把握对象的本质,并转换成恰当的视觉语言,不仅仅是油画,也是所有艺术门类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当代艺术狂飙突进的今天,油画似乎已经成为了新艺术表达的一种手段,它与其他如装置、新媒体、身体一样,被看作是艺术的一种媒材之一。对于油画技巧和语言的要求,似乎退到了一个越来越次要的地位。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图像泛滥的倾向,迫使作为艺术本体的油画丧失独立性,而越来越成为图像和观念的附庸。当代艺术中对绘画技巧的排他,使得很多作品只有意识形态的躯壳,毫无艺术欣赏价值,我们经常会发现类似文革宣传画的手法出现在当代绘画中,这种类似当年业余美术工作者的作品,如今倒成为了市场追捧的对象。另一个极端是,写实油画中的泛技术诉求,即强调所谓写实油画的“高技术”含量,这使得那些画得逼真得像照片的细腻作品被市场追捧为好的作品,而所谓的“高技术”其实不过是熟练的画工活计,它与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瓷器画工别无二致,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作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但这些人永远都没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以上两者都是我们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能够留住名字的艺术家都是那些真诚对待艺术的人,借用康定斯基的话说,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在需要”的人,在康定斯基看来“内在需要”由三个因素组成:每个作为创作者的艺术家心中都拥有需要表现的东西(这是个性的因素);每个作为时代之子的艺术家都必须去表现他时代的精神(这是风格因素);每个作为艺术的仆人的艺术家必须为艺术事业出贡献(这是纯艺术的因素,它永远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之中)。康定斯基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因素,他说:“只有最完善的艺术的要素将永世长存”,“第三要素在作品中占优势的人,正是伟大的艺术家”。  李贵君20多年来艺术历程向人们宣示了他是一个真诚而执着追求艺术的人,他走过的路平静而不平坦,但从未放弃,我们祝愿他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大步向前,尽管它会是漫长的、孤独的、充满诱惑的、崎岖的……

 

 

(余丁,艺术史博士、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艺术管理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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