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曾经讲，冷战时代是抒情的时代，借喻冷战时期，昆德拉怀念和书写的是表象下的抗争精神，他在用书写来抗争遗忘。冷战时代结束，我们进入叙事时代，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一个渴望相互遵守秩序的时代，在理智的前提下彼此增进理解与协作。但新世纪以来的叙事时代越发混生复杂起来，战争依然不断，世界格局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贫困与灾难在移动漫延，经济的奇迹开始出现在中国和印度。世界似乎又开始激荡、分化和惨烈起来。

从时代到个人，我经历了文革前短暂朴素平静的童年生活，也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和政治化的人性禁锢时期。改革开放结束了禁锢与政治口号式的生活，我们这代人青春时赶上了可以读书、上大学的机遇。从工厂的车间考上大学，我开始画画读书，开始因热爱而成长。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河北省一个偏僻的小城去工作，赶上了85美术新潮。但真正的新潮似乎是远方的雷鸣，我们在闭塞的小城里静心倾听着。85新潮是我的艺术起点，我开始意识到个体艺术家的情感价值和艺术语言的本能力量。闭塞的小城我们看不到西方，也看不到一本象样的现代艺术画册。每年预定各类期刊成为最奢侈的精神阅读。

闭塞的日常，使我敏感到了脚下的土地与身边的生活，我发现了民间，发现了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艺术。我开始选择本土的文化传统作为艺术发展的原生能量，开始了在民间土地上探索现代艺术的实践之路。这条路的精神食粮来自乡村的民间艺术，我称之为“人民的文脉”。

1、 大学美术生活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第二年我考入河北师范大学艺术系。彼时的七七级和七八级是特殊的两个群体，上山下乡经历了社会的历练，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赋予大家最朴素的学习“激情”。每个学生都饱含民族情怀地写生创作，那时的时间价值观是工作事业为上，追求享受是不光彩的。上大一时，有人拿着一块黑砖头似的三洋磁带机听邓丽君，刚从文革走出来的生活，听邓丽君似乎还有着政治风险的恐惧。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创作还是沿袭了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为主的路子，这来自苏联绘画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艺术的影响也在开始，但学校的美术史课程中讲不出多少西方现代艺术史的东西。艺术系图书馆中有一套日文版的美术史画册，这套书50本，前25本是古典绘画，后25本是现代艺术，看这些现代艺术画册，下午阅读时还要排队，后来到北京读研时我在朝内大街的外文书店买了一套这样的画册，这是一套日本中学生的普及读本，画册里作品的颜色像用茶色镜头拍摄的，象刚烤出来的面包色。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西方艺术的学习，不是来自博物馆的原作，是五花八门的艺术画册陶冶了我们的视觉经验。

1982年，我和朋友开始了最早的田野采风。我们每周末坐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九十华里外的武强县去搜集、考察年画。我还到清末民国时仍盛产年画的武强南关考察，当年的南关城依稀可见，我根据对九十岁老中医的口述调查，创作了大幅学习年画与刺绣风格的油画《年画之乡》，当时的河北美协主席王怀祺老师还专门写了介绍这幅画的文章发表在河北日报。我开始脱离开学院的传统，在民间艺术的学习中寻找发掘自身的潜能。

二、“玉米地”时期

突然开放的时代造就了“85美术新潮”，新的思想潮流率先活跃在较为开放的沿海地区和内陆的大城市，中国美术领域在一个不断打开涌动的潮流波澜中发生着巨大变化。思想解放的能量是巨大的，刚刚结束文革十年禁锢的时代，压抑的人性开始兴奋与冲动的舒展。而衡水这个偏僻封闭的小城就像海底的万丈深渊，任凭海面波涛汹涌，小城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沉默不语。这里没有产生当代艺术的土壤，小城有着自己盐碱地域约定俗成的生活风尚，我更像一个客居者，生活在自己青春诗化的内心。

85美术新潮初期，更多人选择的道路是从西方开始借鉴模仿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走回本土生活，再吸收一些中国传统或民族的东西。小城市的生活，我们看不到西方，即使看画册上也很少有机会，那还是一个刚刚解禁的时代，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信息传播仍然是缓慢单一的。我们的外国美术信息来源于《世界美术》和《美术译丛》这两本杂志，许多图像的东西印刷都不理想。

 大学毕业后的这段时间没有外界的束缚反而更自由地尝试，更开放的思考与大胆的尝试。“米羊画室”是85新潮中最早走民间之路的北方青年美术群体。那时，各地的青年美术群体都十分活跃，年轻人为了艺术“革命”在结社，大家在大胆的创造着每个群体的独特艺术面貌，青春的水滴在汇聚成排岸冲天的大浪。你的信念有多大，你的胆量就有多大，似乎每天都有新奇的事情在发生。

初次接触剪纸时我并不了解它的技法、风格及内涵。看完陕北富县文化馆自印的民间剪纸小册子，我拿起刻刀就开始创作，很快就把兴趣和热爱变成了日常生活行为，这种直接非常简单但又十分不简单。思想与行为同步，这也是生命的最佳状态。另一方面，是生活环境的局限性也成为发现民间的助因。闭塞的小城没有浮华与喧嚣，我们排斥艺术中虚拟虚假的情感，那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生存和个体的内心生活。

 油画《玉米地》系列创作是我对于民间文化和现代主义融合的最早尝试，创作的方法很直接，拿油画笔用黑颜色勾线去画正稿，把内心的东西和热爱的东西画岀来，然后拿颜色去刻画，非常直接。创作的激情里也包含了对习惯性技术的高度警惕和情感表达鲜明准确的追求。在民间与现代主义的双重感召下，我的视觉色域与情感表现被打开，被释放。当时，发现了后印象派艺术高更、凡高的色彩分割法，也发现了民间艺术的非逻辑艺术思维和反透视法的平面空间表达，发现了儿童绘画对事物天真的涂鸦。今天看其更深的内驱力，是曾经单调与禁锢时代解禁后身心本能的激活和个体人性的表达。

 玉米地这个题材的选择，今天看起来也是必然的。因为我的家乡是平原地区没有山，没有高大的植物，除了树就是玉米。玉米地是我少年时到外祖母、外祖父家的必经之地。傍晚路过的时候，玉米的叶子会打在身上发出声音，风也会发出声音，感觉有一个生命在游荡。每年暑假回到姥姥家，晚上月光下去地里掰玉米，能听到月亮明亮的声音在玉米上流动，那种月光太明亮了令人难忘，身处其中，恍如隔世。

 导师靳之林先生说，“学院里画玉米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的画，然后再寻找一片一层的自然关系。你是一棵一棵地画，谁会一棵一棵地画呢？老奶奶，铰剪纸的剪花娘子才会一棵一棵地剪”。靳先生说：“这就是哲学的区别，你的玉米地来自于物体生命本身而不是视觉的”。

后来我读研到了北京，发现了维果斯基和霍华德·加德纳的著作，才知道我关心的许多问题他们早就开始研究了。

年画和民间剪纸的学习与研究，成为打开我绘画心扉的两扇窗户。油画《玉米地》系列和现代剪纸创作成为我对85美术新潮的一个呼应。当时《中国美术报》著名美术评论家刘骁纯先生对我的剪纸给了很高的评价：“他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从延安时期开始的新剪纸，经过数十年的徘徊和探索，开始走向成熟。它使新剪纸从非驴非马的尴尬状态中解脱出来，展现出新品种的曙光，这些作品不难看出民间剪纸、原始艺术、毕加索的残痕，但已不是生拼硬凑，而是融为一体的新生命”。

1986年1月迎来了第一次《米羊画室新作展》，展览由河北省美协、衡水地区和文联联合主办，在石家庄文化宫向社会集中展现了“米羊画室”群体的作品，其中包括油画、国画、剪纸、纸版画、雕塑等在内的一百八十余件作品。展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当时沉闷的河北美术界来说，我们的展览打破了这个僵局，年轻的艺术家们开始活跃起来。

从玉米开始，我走上了自己的民间之路，这个朴素热情的初衷我保持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