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9月22日 14:30 – 17:3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

        相关链接：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山水》首场论坛（下）

　　·第一部分 14:30 – 15:30 人与自然：给予、获得与拯救

　　人对自然有着朴素的感情，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我们常常只是隐约感到。从历史到现在、西方和东方都有综合学科的眼光诠释人与自然，自然与艺术，以及人类精神的低谷和救赎 - 为什么遥远的自然是我们的必需?在这一主题下，艺界、学界、建筑界都有长期深入的关注，并从实践中做出贡献，他们中的大家将分享思想。

　　主持人：翁菱 著名艺术策划人 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总监

　　嘉宾：朱哲琴 中国新音乐代表人物

　　汪建伟 中国杰出影像和装置艺术家

　　周伟 中国著名建筑师、艺术家

　　田松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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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菱：谢谢大家光临今天的山水论坛。我是翁菱，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的总监。天安时间自去年开业至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来的很多媒体，都是我们天安时间长期的朋友和支持者。我先对大家的到来，和之前以及今后对的我们的支持和关心表示感谢。

　　今天的山水大展，可以说是天安时间成立至今，我们投入的心血最多;我们合作的艺术家、科学家、音乐家、以及其他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最多的一个展览;应该说，也是我们付出爱心特别多的一个展览。尽管今年才开始筹备，但是我们非常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新的开始，得到大家的关注、批评和帮助。

　　今天的论坛的第一部分将请来几位艺术家和我们分享。与我们熟悉的媒体朋友们可能一看就知道，这些艺术家是和我们一起成长、合作很多年的亲密朋友。而坐在我身边的朱哲琴小姐，作为“自然音乐之子”，大家都十分了解她的音乐。虽然没有参加展览，但她的创作一直都和自然、爱、人和自然的神交有着非常深切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请朱哲琴为我们介绍一下她最近的体验。

　　朱哲琴：我一直讲我认识这个世界是从听觉开始的;我的听觉远早于我的视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成为一个声音工作者。最近我在做一个有关中国民族文化保护发展项目。山水自然的保护是综合的，而我在做其中的一部分。今年三月，我开始了一个声音的寻访之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旅行。这两年工作区主要集中在这六个区域(云南、贵州、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我觉得这更像一个寻宝之旅。寻找中国这些很原初的、流传下来的东西——我觉得它们是声音的古董。

　　保护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真实的记录，并对这些搜寻出来的东西的再创造——这也是未来的工作方向。我们的第一站在侗族。侗族的艺术和它的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人们靠水而居。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些音乐段落。他们的村落依然保存着他们的音乐，包括他们的服饰——这一切都是一个整体。听到这些音乐，才知道它是与人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相关的，因此对它的保护从来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工作。

　　这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区域，叫地扪。这是另外一个人迹不多涉足的地方——黄冈。在那样一些封闭的区域，人们的那种歌唱的能力，对音乐的美感，我觉得是天然的。这是他们自然地一部分。在侗族，我们看见这些三到五岁的小孩儿，他们可以唱非常复杂的多声部的音乐。他们的歌唱我觉得有一个谜：尽管他们没有指挥，但是从几十人到上百人的多声部合唱，大家可以做到十分细微的变化，非常精彩。尽管之前听过很多碟，但一直到这次访问，才了解到他们在歌唱时是通过身体的接触来保持彼此间的默契。

　　接下来是苗族的村寨。在苗族，板凳都可以成为打击乐。其实音乐也是人天然的一部分，也是应该被保护的。这是音乐的天赋。但这种天赋如果没有自然，没有一种生态和生活节奏的滋养，也会流失。这是苗族飞歌。这些音乐非常美妙，但想象一下，如果这种音乐脱离这个环境，到另一个非常嘈杂地方，它就会完全失去美感。像这样的旅行，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些仿原生态或者仿古董的东西，而是深入深山，在古老的山寨中找寻。

　　这是江坡村，位于香格里拉与昌都边境一带，也是弦子的故乡。

　　傈僳族… …

　　这是在西双版纳，那边的生态和文化完全不一样。我们还到了缅甸边境，这是布朗族。

　　内蒙。呼麦是内蒙已经消失的一种东西，但近几年因为呼麦申遗成功，所以在内蒙境内的年轻人又开始重新学习。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他们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达到一定的程度。

　　这是日喀则地区的一种舞蹈叫斯马卓，原来是寺院体系用来做仪轨的，现在只有一个村子还保留这样的东西。《格萨尔王》是西藏说唱艺术的代表。它这个帽子非常奇特，由十六种羽毛做成。所以有一个专门的帽赞。

　　其实在整个旅途中，我们一直在想要如何保存这些东西呢?如果把他们的音乐与生态割离开来，其实也是一种很虚构的保护的愿望。但是他们的东西如果永远停留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是不现实的。

　　这是吐鲁番木卡姆。

　　最后，给你们听一段吧!吐鲁番刀郎木卡姆。你们不知道，这些遗传下来的音乐，有多现代的节奏。这些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这都是被我们遗弃在一边的却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但是，现在全中国都在抄袭西方节奏的体系。因此要保护这些东西，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侧面的工作和命题。这也就是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来让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只有大家在不同的方面、层面共同努力，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生态。谢谢!

　　翁菱：朱哲琴最近是联合国驻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大使。我一直在关注她的工作，看她为保护少数民族音乐、当地自然、以及自然给人所带来的文化创造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令我十分敬佩。这次山水大展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我们一群朋友的努力。展览的题目《山水》也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个组织的名称。所有这一切，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作为做艺术的人，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基于我们长期的学科的背景，专业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到今天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工作和创作的方向。那么这次的山水大展和接下来的生态立体城市展览，其实体现着天安时间的未来，我们在往着一个绿色的、对地球、对环境好的方向努力。《山水》是努力的开始。那么，这次我们的参展艺术家有三位，接下来我们分别介绍。

　　大家一走进空间，看到的这件贯通空间一层、二层直到屋顶的作品，是使用50-70年代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父辈用过的、最熟悉的家居，重新组合而成的一个通天斜塔。汪建伟作为中国前卫艺术思想家，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创作这样一个作品?在我们提出绿色问题，关心环境，关心自然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件作品来和我们的公众对话?我们有请汪建伟来谈谈他的思考。谢谢!

　　汪建伟：我希望我的交代，让大家不要那么乏味。简单的说，我更愿意把山水理解为如何从一种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方法。它实际上跟我自己一贯做艺术作品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说，这次在讨论山水时，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将知识综合一体的方法。那么实际上，首先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谈论的事物。

　　首先让我得到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从一种社会学的范畴来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他指出，纯粹物质的自然是没有办法进入世界历史的，人总是要把正在进行的物质化生产间接地转换成物质现实。这时不光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和人。它给了我一种去理解人跟自然关系的新的点。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戈尔拍了部电影，尽管电影存在很多漏洞，但他一开始引了两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第一个是150年前，美国人在宾州打开了第一个油井。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二氧化碳可以吸收红外辐射。在150年前，这两个故事几乎是毫无关系的。那么它们的关系如何产生?最早，人们使用鲸油来照明，到19世纪，鲸的扑捉量已经到达每年1.9万头。于是商人，不是要去拯救鲸，而是发现鲸油成本太高，必须找到成本更为低廉的照明材料，所以发现了煤油。煤油的产生直接导致一种比鲸油更为廉价的能源使用方式的产生。紧接着，美国人又从更廉价的石油里边发现新的能源。一开始所使用的汽油，实际上是石油的废料。最后大家从更廉价的里边要去发现一种能源。这就是导致我们今天大家一谈到环境就会谈到排放，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英国科学家对二氧化碳的发现为这两种决定我们生存的能源宣判了死刑。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我们现在都在谈环境，要买小排量的车，要减少排量。但是联合国的科学家发现，我们人类饲养动物、吃肉所产生的温室效应，要远远高于我们汽车排量的排放。这些数字让我意识到，你必须从一种关系当中去看待事物。那么最精彩的是，6月5日，大家都知道是世界环境日，但它的来源是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开会的时候，由甘地代表第三世界，提出一个很惊人的口号，难道匮乏和贫穷不也是一个污染吗?这些事例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我们对待任何一个进行中的事物时，应该在一种关系中来看待。那么我的作品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关系而产生的。比如说，人类在对待环境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对于未来的想象。然后他通过一种物质生产过程来替代这个自然过程。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展开的。它的模型来源于30年代，第三共产国际要生产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和生产模式的理想。他们委托艺术家塔特林，设计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在设计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要超过303米，即象征资本主义的埃菲尔铁塔的高度。但问题是，90年过去了，这样的理想依然保持在模型的状态里;第二，它实际上也是想从关系的角度，想把一种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关于它的生产方式，关于我们对于整个环境的理想结合在一个模型里。那么，我想它是不是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对我们今天在谈论过去和未来时的一个参照点。我使用材料，大家都知道，也是在50年代到80年代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我觉得这种生产方式很像90年前，第三共产国际理想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

　　为什么这个作品叫隔离?这些看起来用单一系统无法串联的东西，实际上是被隔绝在每一个知识系统之外，所以我用一个在隔绝状态下产生的生产方式和我们的记忆，与一个至今作为理想模型的概念，产生成同样一个事物。这就回到了我自己对于山水的思考。我认为，今天我们面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看待。我觉得对一个事物的批评的一致性比事物发生的一致性还要可怕。这就是我关于山水的整个思考的过程。

　　翁菱：谢谢汪建伟!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在门口会发现，天安时间整栋楼在一天之内突然被常青藤环绕。这植物怎么会在一天之内长出来?这是我们的艺术家朋友周伟的创作。周伟其实是天安时间整个空间的设计师和建筑师。80年代，我们同窗一起学习。90年，他就像今天朱哲琴的寻访之旅那样，领着我们一帮同学、艺术家朋友去云南采集过20多个少数民族的独有特色，并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少数民族设计艺术展。周伟这么多年，潜心做建筑，做设计，并不是一个在媒体面前特别多亮相的艺术家。但他的工作一直有其独特的品质、品味追求。他让我们的外墙在一天之内浓绿尽染，然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他的作品。

　　周伟：谢谢翁菱。关于这个作品，我稍后给大家介绍。最早翁菱找我说他们正在聊“山水”话题，想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起做一个展览。我觉得特别棒，特别有意思。她邀请我参加展览时，我正在做一个“人民长安计划”。这个计划初看之下，可能和自然生态并没有什么关系。由于长安街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象征。因此，“人民长安计划”想要对长安街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分析、重新建构，消解长安街这种权利空间、政治空间、资本空间，然后再做一次重构。这个计划非常庞大，但是和翁菱聊过后，大家认为这也是从社会生态角度来看待长安街。我当时的想法，是想把这样一个将城市空间平等化的作品拿出来，参加山水大展。因为，我觉得在自然生态层面上讨论山水问题，根本上还是人和人的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态危机、生态困境，或者说人和自然急剧恶化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希望用这个计划来参加展览，希望通过对政治权利和资本空间的消解，将空间平等化，来呼唤理想的社会类型。从社会生态层面来说，只要我们的社会能够形成理想的良性的社会生态系统，那么自然生态系统就不会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所以今天我更愿意在社会生态系统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谈论我们的山水，谈论我们的自然生态。

　　大家都知道，地球重病。但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人类先重病，建立了一种病态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病态的人与人的关系又构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类型;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类型之下，大家又选择了一种非常无奈、非常矛盾的生活方式——一种对物质主义、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的极大追求。在这种状况下，富人、发达国家和富的群体希望占有更多自然资源，来掌握更大的财富，来控制更大的群体。穷人、穷国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争取一些自然资源，来脱离贫困，从而达到一种社会平衡。正是在这个追求社会平衡的过程中，人类不停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因此，自然生态的危机和困境，实际上还是社会生态病态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我最早希望拿“人民长安计划”来参与山水项目。但由于制作周期的原因，计划还没有实施。所以，我实施了现在外墙上的这个作品。从我自身的角度上，我并不想预设立场，只是生活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所看到的作品的自述，只是我对市场的一个调查报告。报告大约有100多页，这里只是摘了一小部分。希望大家通过对市场以及现场的感知，来思考我们现有的生态模式，它的真诚性。我想表达两种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自然保护间一种特别复杂、深层次的关系;长期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面对不堪重负的都市生活方式的一种无奈和矛盾的心里。就是一种假的比真的更真。谢谢!

　　翁菱：这次展览我们共有五件作品。现场有两位艺术家。地下剧场得到了利用，邀请的是美籍华裔建筑师、艺术家林璎女士。她是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27日，她将到北京，联合众多NGO组织、专家，组织对话及讲演。届时，我们将可以了解林璎女士个人对环境、对自然之爱的解说。

　　今天第一场，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田松博士。他著有大量关于环境、全球化、传统现代化的著作，并翻译大量相关作品。我们请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经验。

　　田松：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的邀请。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艺术家，但实际不是。但长久以来，我对于艺术是十分向往的。今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我久仰的朱哲琴小姐，我深感荣幸。还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吕植教授，她在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之所以被邀请，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叫作《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副标题叫作“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其实，本来的副标题是“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出版社觉得太灰色，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就加了一个问号。但我得观点是一个肯定的观点。我们通常会有一种进步的理念。有这样一个经典故事，说在一个村落里，来了个观光客，见到放羊的孩子便问道，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啊?”

　　“娶媳妇啊!”

　　“娶媳妇干什么啊?”

　　“娶媳妇生孩子啊!”

　　“生孩子之后干什么啊?”

　　那孩子说，“放羊啊!”

　　说毕，观光客内心深感悲哀。

　　后来有部电视剧，把这个故事也融进去了。说的是一个扶贫帮困的女大学生，听到一个孩子将这样一个故事，十分心疼地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就这个故事的经典版本来看，这个孩子是没有理想的，愚昧的，不思进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他应该进步。所谓进步就是说，小村子要发展、要进步，可以进步成一个小城市;小城市可以进步成大城市;大城市可以再进步，进步成北京、纽约;而北京和纽约还在发展、进步。于是，我们全人类就这样一起进步下去了。这个是工业文明给我们的一种幻觉。简单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假设现在的中国人，正在以美国人的方式生活。地球的能源已经不够用了，没有地方容纳垃圾了。根本不是说我们还能用多少年的问题，而是已经不够了。所以这种全球共同进步的理念是不可以实现、不能实现的。所以我说它是一个资本的骗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过头来想。为什么这个村子要进步?如果这孩子可以世代安于放羊，不也挺好的吗?!

　　有个哲学家这样说，一切哲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归根结底是一个核心命题——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自从我们接受了进步、现代化的理念，我们对于好的生活的方向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在传统社会里，古老的圣人们，诸如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甚至耶稣，他们都设想着关于未来理想的社会。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都是强调人的和谐以及精神世界的提升。但是工业文明给了我们新的方向，那就是物质的进步，物质的发展，对于物质世界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说小康社会，它的指标就是人均GDP达到多少多少。这完全是以物质为核心的一种方向。这导致全社会、整个地球范围内资源的不断开发、耗散，对于自然的掠夺。那么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或者说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多少年薪才可以日日欢歌?

　　我在云南偏远之地，西蒙的佤寨，那儿的年薪是人均400元人民币。眼见之下，那儿的物质水平当然是十分贫穷的。但是当地的官员说，尽管我们这儿的经济很落后，但我们这儿精神生活很发达，我们从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唱歌，从学走路的时候，就学跳舞。所以唱歌跳舞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在那，我对此深有体验。照片上是宣传部长和当地老百姓不断的歌唱，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可以感受到歌声中洋溢着的幸福。即时是在葬礼上，也是以歌唱为主。所以，如果幸福是日日欢歌的话，那么我不需要很多钱，只要年收入400元人民币足矣。但环境是特定的，那就是西蒙，在佤寨。但在都市生活中，有多少钱恐怕也做不到日日欢歌。钱越多的人，日子过得越难受。我们在卡拉ok里歌唱，那不是唱歌，我称之为表演唱歌。它没有那种发自内心、发自灵魂的歌唱。于是，肯定会有人说，那种幸福是肤浅的、暂时的。他们多可怜啊，没有见过火车，没有见过电视，没有用过手机，太可怜了。我想说，如果以物质为标准，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幸福。我们可以这样想，现在在北京，看到那些西蒙佤寨的人，或者是刚才朱哲琴所讲述的那些我们称之为在原始部落生活的人，我们觉得那种幸福很肤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拥有比他们更高的物质。可是按照发展的理念，我们相信过几年我们将会拥有更好的物质;而和更发达的欧美地区相比，我们比他们还差。那么在他们看来，我们现在这种幸福，也是肤浅的、微不足道的。所以我说，如果你不能够在当下获得幸福，你就永远不能获得幸福。我们现在总也在探讨发展进步，而我对当下的判断，我认为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怎么样发展，而是要停下来。如果我们停不下来，人类文明将会终结。而如果我们停下来，转向一种新的文明方式，那么我们还有可能会继续延续。引用我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最为结束：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谢谢!

　　翁菱：我想此时此刻，所有的记者朋友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这儿只有一个自然之音的代表，可以让我们在此刻高兴起来。朱哲琴是一个走山走水的人。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叶滢今天也在，她曾和我说，前一段朱哲琴带着大家伙去各个省的少数民族——云南、贵州、西藏，她觉得她在那种时候，她是一个更高兴的自我，是一个真的朱哲琴。这一次展览名叫山水，我也是看吕植他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宗旨上写着，关心自然之美，自然之殇，然后我们要怎样去救赎自然。而从救赎来讲，朱哲琴可能是我们艺术界的一个榜样。所以，我想用朱哲琴的声音来结束我们这一节的对话。

　　·第二部分 15:50 – 17:00 角色与机遇：应对全球和中国的气候危机

　　气候变化浓缩了我们当代所面临的危机，也是一个人性的危机。现在地球大气中389ppm浓度的温室气体，接近很多科学家认为地球能够容忍的底线。如何面对气候危机和它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不仅是对国家、企业、个人的挑战，更将考验人类的合作、分享和担当的勇气。我们有没有胆略和智慧变危险为机遇?来自科学、政府、企业、民间的先行者将分享他们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努力，激发每个人的参与和创造。

　　主持人：吕植 博士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嘉宾： 王长科 博士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气候变化中心高级工程师

　　张建宇 博士 美国环保协会

　　张冀强 博士 全球环境研究所/ 布莱蒙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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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植: 那我们就开始下一节的讨论。上一节，我们的艺术家和学者，从人类的进化、历史谈到人类的现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尺度，就像从高空中看人类整个变化是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后面的讨论会一点点往地上落。离地面近一点，来具体开一下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人类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危机，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其实在最近的几年里面，全球都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刚才汪建伟老师提到了戈尔的影片产生的影响。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家讨论的问题，已经成为街头老百姓的话题，是政治家在讨论各种全球发展的议题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天可能谁不了解气候变化说的是件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就会落后于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的。那么这一节我们希望通过气候变化面临的危机来解读，看看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人人都参与其中而且很多人都深受其害的事件，人类能够有什么样的智慧和勇气来解决。

　　一说到气候变化这种词的时候，脑子里可能马上浮想出，刚才周伟也提到的“政治形态”，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有一些人在争论说，科学的过程我们能理解，但是气候变化是不是真正在发生，面对这种变化以后我们能做什么事情，能做多大的改变，我们是不是已经都了解清楚了。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几位在这些问题上都非常有发言权的专家，一起来探讨气候变化这个危机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有可能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或者我们地球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中国除了参与全球谈判，参与共同行动以外，还能有些什么和别人不同的机会。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有三位，第一位是王长科博士，他是国家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还有一位是张建宇博士，他是美国环保协会的首席代表;还有一位是张冀强博士，他是美国布莱蒙基金会副主席、同时也是全球环境研究所的董事。 那么我们先请王长科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从科学的角度大的背景看看气候变化究竟变到什么程度了，会继续怎么样变下去，继续变下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长科：大家下午好。我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一是全球和中国气候变化的事实，第二介绍一下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第三介绍气候变化对我们未来中国的影响，第四介绍一下，现在最热的问题就是两度阈值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气候变化的事实，主流科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全球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近100年，1906年到2005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到0.74度。还有一些表现，比如海平面上升，北半球的积雪下降，这都表明全球是变暖的。对于降水来说，和全球变暖的差异是，有的地方降水增加了，有的地方降水减少了，另外一个全球变暖的表现是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比如说高温热浪，干旱，台风的频度增加了，强度增加了。

　　和全球变暖的趋势一样，我们国家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近一百年我们国家的气候中心做了研究，表明我国的年平均气温升高了1.1度，这就比全球平均升高0.74度要高一些，同时，我们国家将来的温度肯定也是上升的，这里给大家简要看几个图例，是我们中国的气温变化。中国跟全球变暖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是高于平均温度的。但是中国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温度又比较高，这是和全球不大一样的地方，这个图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从最近50年看，我们国家的气候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北方的增温特别明显，红色和紫色表明增温的幅度比较大，只有四川盆地等少数地方是降温的，总的来说是增温的。这个图是最近一百年我国的降水，稍微呈现减少趋势，也可以说没有明显的趋势。没通过统计性的检验，不显著，波动性比较大。我们国家降水的空间格局分布是这样，50 年来西部地区降水增加了15%-50%，特别是西北比较明显，还有些地方，像东北和华北地区降水减少比较大，减少10%-30%，这是我们国家降水空间分布。

　　我们关心历史了之后再关心一下未来。到2100年后全球增温达到1.1-1.4度，将来的降水有些地方可能增加，有些地方可能减少。比如高纬地区降水量可能增加，但是低纬地区还会继续减少，将来台风，干旱这些极端事件可能也会频繁。我们国家也是一样，将来到2100年，温度可能也是增高的，比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温度还会增加2.2-4.2度。降水我们预计，将来我们国家的降水总的趋势是增加的。再简单看一下气候变化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总的来说就是全方位多层地的。 总的结论是，我们中国也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受害国。主要表现在这些地方：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多，农业生产的不稳性也增加，水资源问题也日益严峻，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重大工程安全运营风险加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海平面上升威胁比较大。 我们的人类健康，人类交通、保险、能源好多方面都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首先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我们的农业生产波动可能很大。总的来说，我们的农业可能会减产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是农业成本增加，另外就是种植制度可能发生变化，再一个就是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我们国家水资源问题越来越严峻。以前就是河流径流减少，将来呢，随着人口增加，好多水资源问题可能更加突出了。另外，海平面的上升可能对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国家科学家预计呢，未来海平面还有可能上升，到2050年的时候，海平面还可能上升12-50厘米，海平面的上升对我们国家的那些大河三角洲的影响很大。将来风暴、海水倒灌的影响可能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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