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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就是讲一下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两度升温的问题，这可能你们好多人，媒体的人都了解这个问题，这里面的重点就是，在今年的7月8号的时候，意大利召开八国峰会的时候，发达国家发表了一个全球变暖首脑宣言，宣言提出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至少要减少50%，发达国家明年减少5%，这个意味着什么?他们发达国家提出这个观点，将来如果真正减排了，温度可能在2050年以后(你们看屏幕上的这个红线)就可能平缓，基本上就不上升了。二氧化碳的浓度在2050年的时候也就达到最高值，之后也就是慢慢的下降了，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个理想的状态。这个理想的状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值，这是全球总的情况。我们发展中国家，屏幕中的蓝线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值，忽然呢就慢慢慢慢减少，发达国家就是这个红线，它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和2050年的时候，分别要比1990年减排30%-50%，这个图呢，就是发达国家好像是要减排80%，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达到峰值，就说2020年以后肯定要减排，如果不减排，达到峰值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隐含着让我们发展中国家以后也要减排，但是这个减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较大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清华大学预测，发展中国家在2050年的时候温室气体的排放可能是目前的4倍，你们想一下，按照一般的思维，应该是比目前高4倍，但是到时候呢还是跟现在差不多，这就对我们的经济影响，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中国，大家很多人可能现在对经济了解比较多，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爬坡阶段，能源消耗是特别大的一个阶段，中国如果减排以后，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好的，我就讲这些吧，谢谢。

　　吕植：一会大家对王博士讲的这些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有时间来讨论，那么下面呢，是给两位张博士，刚才王博士谈的是对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的状况、和未来大家纷纷谈的承诺。作为地球公民，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生活，都有自己排放的碳足迹，大家都有意愿减少碳排放，但是同时又有发展的需求，就是刚才田松博士也争论的这个需求，这到底是一个真实的需求、还是我们臆造出来的需求? 就是说，要发展，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那么我们发展中国家也有权利享受发达国家已经享受过的这种物质文明。 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先暂且不论这个逻辑有多大程度是对的，如果这个说法是个现实的话，刚才王博士展示的这个未来的排放的情景，就是所有的发展都是和这个排放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要改变，把这个温度控制在两度以内，这个两度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八国集团开会时候发达国家承诺的，那么，我们全国人大也通过了这个说法，我们也要赞成把温度控制在两度这个温度的上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全球的排放上限。 至于在这个上限下面，发达国家怎么排，发展中国家怎么排，谁先排，谁后排，什么时间达到什么样的峰值，这可能是现在好多谈判的一个细节，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在谈一个上限，我们全球的排放必须要有一个上限，至于这个上限，是2度，2.5度，还是哪一年达到这个度，确实是有一个幅度，那么面对这个上限，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减排。那么，减排这件事情，究竟可能不可能呢，我很想听听两位张博士的看法。在中国来讲，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个情景这下，比如说，假设你是一个中国的企业，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冀强：我首先感谢山水把我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很不寻常的会。说老实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自在的会，因为环境对我们是一个专业，我们经常跟专业人士打交道，跟艺术家、文学家、企业家打交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所以感到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有一件事，我想是顺便有感而发吧，就是环境作为一个专业现象，如果要逐步过渡成文化现象的话，事情可能就不同了。在西方国家，在美国，大概至少有25%的人是执着的环境主义者，只有25%;另外还有25%的人是执着的非环境主义者，那么其他人都是中间的。欧洲的执着的环境主义者大概有40%，美国人这样描绘环境主义，他们认为环境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呢，实际上是一种客厅文化，反环境主义者认为，你们就是端着红酒，坐在客厅里，谈着原始文化有多么美好，我们说到原始生活状态的那些非洲同胞，或者我们某些少数民族也希望你坐在他们的客厅里，把你请到他的村子里去坐着，他谈论着你的生活多么美好。这是一种说法。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说，环境现象如果能转化为一种文化现象，能达到25%或者40%的时候，我们再谈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情况就会很大的不同。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所以还请诸位今后好好的思考这件事，因为这么多有哲学思想的人，希望你们能想出一个答案来，我是没有。

　　但是我想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吕博士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说，就是减排承诺有没有可能?完全是有可能的。当然这里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没有一个固定的，绝对不错的答案，这是没有的。首先，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专业人员的专业问题，逐步现在变成了政治问题，现在气候变化还会变成文化问题。我认为，这个政治讨论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政治讨论，是过度政治化的讨论。把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具体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发达国家说，我们承认我们的历史义务和我们现有的技术资源及财政资源，所以我们承诺优先减排，但发展中国家也要减排。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它承诺减排必须拉着中国政府作出环境、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否则，另外反环境的25%就饶不了它，下次选举它就会被排斥。所以对它来说，最好中国政府能作一些让步，这样的话，它才能做更多的工作。这个理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谈中国和美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中则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60%至70%，甚至80%以上的农民。若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的四分之一，那在座各位和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能非常接近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不是二分之一，可能就是四分之三、五分之四。特别是开车来的同志，跟他们基本相同。如果你家里有空调，如果你每天洗澡，如果你开车上班，那跟美国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中国之所以有四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因为很多人不洗澡，或者一个月一次，甚至一辈子只洗两次澡;是因为他们不开车;因为他们用牛粪、用柴火来做饭。这些是形成四分之一的原因。倘若我们现在承诺不增排，那这些人是否永远都要用牛粪、用柴火来烧饭?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吹电风扇、吹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使在国际谈判桌上，发达国家也不会说，中国的西藏人民只能用牛粪烧饭，不许用天然气，也不许用其他的化石燃料。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帮助那些能源消耗很低的人群的。在当今社会，那些人群依然占大多数。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我们有个课题正在调查这个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数字非常之大，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至少有一亿多人民处在贫困线以下。实际上，生活在贫困线一下、能源消耗很低的人可能不止一个多亿，有好几个亿。如果把印度、非洲国家加上，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如果这个人群的生活状态得不到改善，谈减排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谈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谈到减排和能效的时候，必须认识到我们是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社会。我们要对那些人群提供有效的清洁能源技术，提供有效的新的消费模式。至于这个消费模式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正在创造。我们组织一批人研究农村能源问题，我们在研究如何改善农村生活水平的同时，又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做到负碳农业，碳排放是负的。这是完全可能的。最近两三年以来，有一个潮流，就是把农村的秸秆、农业废物、甚至是牲畜的粪变成燃料的同时，生产出生物炭。大概有百分之四十的生物质可以变成生物炭。生物炭如果还到田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储碳的方式，我们称其为CCS，就是碳捕捉和存储方式。这种方式，能通过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吸附在植物身上。粮食和农产品被我们消耗了，但40%的剩余物质可以还到田里，达到储碳的效果，而且这种生物炭还可以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土壤生产力。目前研究表明，生物炭如果施加到田里，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使作物的产量提高三分之一到百分之五十，并且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

　　吕植：谢谢张博士。刚才王博士展示的曲线，说明发达国家的排放量还没有达到峰值。张博士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中国最需要帮助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他们仍然需要发展，需要享受物质文明。他们的发展是否能成为一种先进的低碳排放的发展?排放与发展能否脱离?以前我们说发展中国家有发展权，是把发展与排放联系在一起的。而张博士让我们认识到，排放与发展是可以脱离的，起码二者相关程度可以降低。我们常说到经济发展的拐点，就是可持续发展是不是总需要高消耗、高排放达到社会的物质积累后，才能回过头来关注社会环境?张博士刚才说到的前景，虽然需要我们花很大的精力来推动，可他证明了这个曲线并非不可避免。在我们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涉及了很多的话题。不仅说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贫困人口和富裕人口之间公平性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国家和国家之间，或者是各个经济实体都面临的排放的问题。我们刚才第一节谈论到人类发展的诉求在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现在我们说人类的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什么，比如说气候变化。这些代价需要全人类来承担，但具体谁承担多少，是我们谈论的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听听张建宇博士的看法。如果你关心气候变化的话题，或者你关心新闻，那你就会知道，前不久，美国发布了一个能源安全和气候法案，又称为Waxman Bill。在这个法案里，我们中国关注最多的是一个词：碳关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目前我们与美国如此大量贸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会有什么影响?希望张建宇博士给我们解答一下。

　　张建宇：非常感谢。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跟吕教授认识很长时间了。接到邀请到这儿来讲话，心里还是很忐忑不安的。因为虽然我做了很长时间的环保工作，但吕教授经常批评我，说我对自然没感情。他们都是对自然很有感情的。对自然没感情的人，和对自然充满感情的人说话，自然有点忐忑不安。刚才听到上一节介绍时，有个地方让我特别有感触。说明我的感情。

　　刚才在地下室的展览中，说到地球上将失去的几十种声。这肯定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有些声音我们还没有听到就消失了，或者即使我们能听到，那只是录音，而不是实际发出的。有件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但我是很关心的，因为我是满族人，就生在故宫旁边，对满族很有感情。去年，随着辽宁省满族自治县一位一百多岁老人的去世，会说满语的人再也没有了。满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字还有保留，但作为一种人文现象，作为一种曾被大家使用的语言，它消失了，它的发音无法流传下去。现在，可能还有人会写满语，在偏僻的学校角落里还有人在学习满语，但世界上再也没有会说满语的人了。这实际说明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关心环境、关心地球的另一面，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并不能把它说清楚。我们把由来的自然、我们自己还有的、以及我们将归去的自然，这三者究竟放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底应该保护什么?我们应该把什么放在最主要的位置上?我们对人的关心有多少?在我们做所有的决策时，我们应该把对自己的关心和保护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刚才是一点感触，下面谈几个技术问题。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关心，但既然吕教授请我来，我觉得还可以谈一下。第一个是升温两度的问题，刚才王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了，这非常重要。两度的问题不仅是发达国家要承受的问题，实际上G8、G5发出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对两度问题进行了认可。这个声明，如果大家去查原文的话，用的还是aspirational (意向性的), 对于搞气候变化的人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管我们对两度问题有没有争论，但在联合声明中，所有的最大的发展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承诺到2050年，要把气候变化控制在pre-industrialization的两度范围之内，尽管用的是aspirational这个词。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世界在看待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oversimplify (过度简单) 的解释来描述，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是说，大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的国家还要增加，有的还要下降;有的国家就算你不去控制，因为人口问题、技术更新，它也会下降，有的会增加一段时间然后再下降。自下而上就是说，大家看着来，遵循你自己发展的节奏，根据你发展的过程，找出适合你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大家加在一起，世界能走到哪就到哪，不会后悔，因为我们都努力了。关于G8、G5为什么在六月底把两度写到联合声明中，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博弈，我们不去考虑。我觉得，它说出两度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为什么?因为从此之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少在自下而上的角度中会夹杂着一点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就是说，我们要以结果为导向，到2050年实现控制目标。那么我们一共要排多少吨?大家可以算一下，发达国家能排多少发展中国家能排多少，要开始算账了。虽然这个算账，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国际谈判，有很多个角度、很多博弈的问题，但我觉得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以结果为导向，应该说是我们在控制思路上的一个很大变化。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边境调节税(碳关税)的问题。说到各国的情况，大家最应该关注的，可能是再过五个小时我们的****主席就要在联大的气候峰会上发言，根据解振华主任在吹风会上的话，就是要宣布中国政府的新举措、新态势。是什么，那是国家机密，我们肯定不知道。但我想既然解主任在主席去峰会之前那么说，也看到各种猜测，包括今天早上的新闻，解释成中国政府要开展全面的控制排放贸易。那我在这里说，这肯定是瞎猜的。但再过五个小时，胡主席讲出的措施，肯定要比我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要更进一步，否则就不会叫中国政府的新举措。我认为，这代表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态度。在刚才我说的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思路转变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更积极、某种程度上更激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态度。只有这样的目标，才更能描述成中国的一个非常新的举措和措施。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不用叙述。长期目标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发改委的解主任也在公开场合讲到过，就是到2050年，中国的排放量肯定会下降。实际更多的角逐是2020年的问题。

　　欧盟大概的思路是，不管你们干不干，我们自己都要往下减20%，如果大家干的话，我们可以承诺减30%。日本政府新当选的鸠山，一上台就说，日本政府要把以前的减排承诺加到20%，相比前一届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进展。美国新通过的能源安全和气候法案中，承诺到2020年下降17%。当然这个目标，和中国提出的，或者说发展中国统一提出的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下降25%-40%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应该说各国在该问题上都表示出了很大的诚意。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是学术讨论，所以我们不谈数字，而且，谈数字也谈不出来。因为帐现在是算不出来的。到2050年，大家承诺了两度。用我们解主任的话讲，发达国家到2050年就算排放为零，给我们中国留的发展空间也不够。为什么现在有人唱一些哥本哈根的悲观论调?就是因为无论怎么算，帐是算不出来的。但是不是帐算不出来，我们就没有解决的方法呢?我认为不是。现在核心解决点有两点。如刚才那位张博士所说，第一点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什么气候问题谈不下去，为什么解决不了，可能因为我们一开始对二氧化碳这个问题的认识就错了。大家回想一下，97年京都议定书的时候，包括CCS设立的框架的基础，那些时候我们都是把二氧化碳当做污染物认识的，就像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所以控制主要的排放源、发展CCS这种碳储存的技术就成了我们的思路。实际上我们现在认识到……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跟我们的富足、跟我们的城市化，跟我们的脱离贫困，所以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和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必然我们要面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的重新审视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做好准备，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谈，比如说，我们可以让一个人，在没有经过开汽车这种享受这种自由之前，就一下过渡到乘坐公共交通，是不是可以做的到不经过这样一个循环，是不是可以做得到，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每个人的生活态度的变化，是我们要经过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是谁都绕不过去的。第二个解决问题方法，我想就是在于解决市场。实际上，我们现在能够所期待的，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算数字算不出来，因为所有的数字全是基于现在目前的技术，都是基于现在的减排成本，基于现在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算的话，最后的帐我们是算不出这个量度，算不出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只有期待于一些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怎么能够让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能够出现?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只有依靠市场。也就是说，通过创立一个市场的办法，把每吨碳给与一个价格这种方式的情况下，以最大的市场的刺激力去鼓励新的技术，鼓励新的产品，新的思路，包括我们新的生活态度的出现，那我想，也只有以这样的，我们所期待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才可能真正出现。那我们人类在2005年这个问题的死结，才可能真正得到解释。

　　最后一个问题，边境调节税的问题。边界调节税呢，是一个说的比较通俗的东西，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做点澄清。就是，至少到此时此刻，我们不说欧洲，欧洲最近也在跟着这个边境调节税在起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谈这个边境调节税实际上是对美国目前法律条文的误解。美国现在的这个法律条文，在众议院6月26号通过的这个法案，前一段还有个中国的经济学家给中央专门提出一个建议，建议是我们中国应该征收碳税。为什么要征收碳税，因为根据WTO“一税不二征”，不重复征收的这个规则，既然美国要征收我们的碳税的话，那还不如我们中国自己征收，把这部分钱留在中国。反正一样，都是要征。实际上这个是对美国这个新法的误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不一定去读，大家可以找到这个法律原文去检索一下，通篇没有border adjustment tax这个词 ,它这个观念叫什么呢，叫做international reserve allowance, 或者翻译成国际指标库存，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按照美国的法律2012年生效，如果说其他的多家在2018年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措施，这个主要措施主要指主要控制目标，那么美国总统可以有法案授权，在2020年开始，对能源比较集中行业，特列举了几个钢铁、水泥、造纸这几个行业的产品，要求国外进口的产品，对每一吨的产品进入美国的时候，从它的international reserve allowance里面，购买一定的碳指标来抵偿这个产品进入美国之后，由于美国国内使用二氧化碳总量控制，而其他国家没有实行总量控制产生的，单位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的差距。那么，这个实际上跟我们通俗所了解的边境调节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产品进入美国之后，征收相应的碳税指标，实际上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差别我们现在不一定做这个分析，但是欧洲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对进入欧盟的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这个具体材料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我想最后总结，就是奥巴马在众议院通过这个法之后讲过，认为这样的具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不能真正的起到保护美国和其他人的作用。当然了，在奥巴马讲话之后，胡主席去之前，美国就开始了对我们的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问题，所以说，人有时候说的和做的不一定相互的统一。刚才正如张博士所讲的，气候变化现在成了一个政治的话题，那么泛政治化有两种观点，艾森豪威尔曾说过，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是把它变得更大，这是人的一套思路，比如说为了解决气候问题，我们要把它和能源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国家生存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呢，把问题政治化之后呢，可能会使得这个问题的本质有所掩盖，可能会把这个问题造的更加复杂，所以我想，边界调节税呢，就是在所有这些噪音当中的一种新的苗头吧。那么是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政策存在下去的话，还有待存疑。谢谢!

　　吕植：谢谢张博士，我看见他已经是开始建立感情了。其实我们有时候道听途说一些概念，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还是得去看一下原来的话是怎么说的，其实简单到这个层次，背后是什么动机，在听的过程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解读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可预见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对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这个危机，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危机，或者减缓这个危机，这是我们共同要做的一件事情。大家可能非常期待哥本哈根，刚才张建宇也提到了，说到底我们期待多少，哥本哈根是不是最后一步了，其实哥本哈根之后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些有趣的，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一个全球变化，似乎是一个环境的话题，变成了各个领域都热心讨论，而且积极的见仁见智的出谋划策的这么一个局面呢，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这个环境话题进入主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一个民间的企业家团，去观察气候变化，去参加哥本哈根这个会，来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报名。谢谢大家!

　　·第三部分 17:00 – 17:30 拯救普氏原羚

　　普氏原羚事实：数量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上万只下降到现在硕果仅存的1000只，仅在青海湖边生活，栖息地进而被公路、铁路和人群分割成9片，其中密布的围栏使羚羊频频惨死，空间受到限制;而过度放牧和气候变化造成的草场退化令普氏原羚和牛羊都面临生存的危机。科学家和公众的关注能否把一个不为人知的、濒临灭绝的动物变成人人关心的话题?通过这种关心，我们能不能改变普氏原羚走向灭绝的命运? 焦虑必须变为行动：“山水”的环保计划欢迎大家参与。

　　主讲人：孙姗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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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姗：现在降到地面上来看一个保护自然的具体的事情和故事。物种在消逝，在中国的陆地上即便是保护的最好的、花钱最多的大熊猫，也是以每年1%的速度丧失着它的栖息地。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么多危机的前提下能够做自然保护的工作? 我们要给大家放一个小片子。

　　之所以放这个片子，并起名叫“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管是对自然有感情还是没有感情，不管是利用智慧还是利用经济、市场的手段，只要是大家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不管是普氏羚羊，还是其他物种，还是我们的自然，还是人类的未来，都是有希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多少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见了这么多危机，还是坚持在做事情。有一个跟我们一块去，到金沙江漂流，看到很多即将被大坝阻隔、淹没的江段，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跟我们在一起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他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一次旅行，我觉得我打破了冷漠。就是原来听得到很多危机，看得到很多危机，体会到很多危机，但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日常的生活是没有实在的关系。体会到了，才能打破冷漠。

　　那么我们这一次山水艺术展，我们觉得作为环境保护者，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很多艺术家加入了这个进程，打破冷漠来做环境方面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最后一个章节，希望用这个故事和大家来说，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呆了三个小时，希望我们在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能够多多少少的打破一点点生活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冷漠。

　　那现在我想把话筒叫还给翁菱，因为她也是很大的鼓励我们继续往下做工作的人，也是这个艺术展后边的策划人。

　　翁菱：好像每次面对来我们天安时间的客人，我只会说谢谢。因为天安时间这次的活动应该是国内第一个综合当代艺术、综合当代设计，和科学家合作，第一个大型的绿色艺术项目。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很多的，在座的媒体们，深入的沟通。作为一个艺术机构，我们一直希望倡导一个新的理念，而且对我们生活的变迁的城市现状、社会现状作出一些及时的反应，提出一些思考和反思。刚才几位，像汪建伟、周伟这样的艺术家，像吕植教授和她请来的一些专家、科学家，也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对城市的思考，对环境的思考，和对人和自然的很多的思考和反思。希望今天来的客人和我们一起，共同关心艺术，关心环境，关心我们人类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论坛结束之后，可以一起探讨艺术、探讨自然、探讨山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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