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市场在当代情境中的机遇与困境，既涉及中西地域或文化的差异，更反映出艺术这一追求非功利纯感性的人文学科与经济这一追求资本利润的社会科学，在交合与碰撞中所爆发出的能量。而这样一种充满戏剧性的变化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改变与调试，正是我们深入认识并重新发现这一学科的关键。本文题目中的“策略”一词即强调这种应对性、适应性的涵义。本文就当代中国艺术市场的“本土特性”与“范畴特性”入手，结合笔者在艺术市场专业教学中的亲身体验与思考，试对中国艺术市场及其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的问题展开探讨，以求为当下的中国艺术市场的学科建设找寻更为专业化、本土化、切实化的教学理念与发展路径。

　　一、当代中国艺术市场本土诉求的可能性

　　随着近些年中国艺术市场的持续火热，博览会、画廊与拍卖行的经营模式日趋国际化，艺术市场的运作方式逐渐形成一套特定的行业规则与共同的趣味趋向。一时间，“国际惯例”与西式“行规”几乎成为所有艺术市场业界趋之若鹜的经营模式与价值规范。

　　在以往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研究与讨论中，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及其悖论，已经成为文化策略层面的核心问题。中国艺术创作与经营在与西方观念或机制的磨合过程中，也已无可避免地呈现出诸多观念冲突与现实困境。在关于中国现代美术的讨论中，潘公凯先生从文化身份自觉的角度，提出中国现代艺术中那些与西方艺术“对不上号”的部分，才恰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与其本性所在;九十年代从美国回国的艺术家袁运生先生，也将“跟还是不跟(西方)”看作是当前中国艺术在十字路口上的抉择。本文认为，当代中国艺术市场同样面临这样的现实困境与可能的策略应对，也同样有必要高扬自身的本土特性。

　　无论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市场生态还是艺术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跟还是不跟”确实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经营与价值取向的本质问题。对于西方的艺术市场规则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拒斥，并不是一种从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角度的本能反抗，而是一个现实的、关乎中国艺术市场走向的策略性选择。

　　即便如此，中国艺术市场的本土化进程尚有很多具体的、操作性层面的环节有待论证和省思。比如，在近现代传统书画的交易活动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与今日的西式艺术市场机制不尽相同的细节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与借鉴。以京城为例，过去荣宝斋和琉璃厂的南纸店，有为书画家“挂笔单”的传统，由书画家自选某家南纸店为他收件、付件和收取润例即笔墨费，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即是通过王仁山在荣宝斋挂笔单、展销书画，向社会推荐而逐步称誉画坛;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举办的三次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的策划机制与交易经营，也为我们展现了近现代中国艺术市场的早期尝试，是如何在传统艺术交易方式与西方规则的“中和”过程中寻求生机的。

　　二、当代中国艺术市场人才培养的学科特性

　　在建构中国艺术市场的本土特性，关注其文化身份策略的同时，对于艺术市场学科自身特点的微观考察与认知，仍然是亟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权且称之为中国艺术市场研究的“范畴特性”，这一特性体现为两个层面：

　　学科特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特性决定了该学科的研究方式及其理论定位的半理论半实践特性，不同于美术史论研究的思辨性特点。因此，以纯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标准来要求或炮制艺术市场领域研究并不可取，优秀的艺术市场研究应面向鲜活的、直接从现实中来并反馈服务于现实中去的真问题，而不是书斋中冥想出来的伪问题。

　　行业特性——艺术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这一结合不仅仅是资本与艺术的利益共谋，更是二者能够产生的良性化学反应的先决条件。

　　在承认其学科特性与行业特性的前提之下，艺术市场的专业人才应该包括艺术品交易中介人才、艺术市场理论专业人才与艺术展览策划人才。而培养艺术市场专业人才的目标定位，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具体回答的问题：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究竟存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培养模式?如果有，是什么?对于着一系列问题，本文认为应从短线与长线两个角度来看：

　　短线目的(功利目的)——实用性(针对性)：毕业生的就业、职业走向(画廊、博物馆、美术馆、职业艺术经纪人、职业策展人等，这个新兴专业的前两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即是最好的例证和说明。)

　　长线目的(使命目的)——规划性(建构性)：中国艺术市场教学、中国艺术市场行业的生态建构、学科构架及其学术研究。

　　近五、六年来，中国艺术市场的学科建设与学院教学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客观来讲仍大都停留在“轮廓搭建”阶段。此间，中央美院艺术管理系、清华美院的“艺术品经营与管理”高研班、首师大美院的艺术市场专业、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管理专业、鲁迅美院文化产业系等各地高校纷纷建立相关专业，培养艺术管理、艺术市场与文化产业专业人才。

　　笔者从事艺术市场相关教学，既无艺术市场经营实战的经验教训，也没有历经万千艺术市场实例的分析师、收藏家们高屋建瓴的感觉，能够向诸位贡献的只有亲身的艺术市场专业教学的感受与反思。作为首师大首届艺术市场专业班级的班主任、专业课教师，通过笔者的问卷调查与了解，首届艺术市场专业学生的现状及该专业的前景确实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各位专家的呵护扶植与共同建设。

　　三、艺术市场研究的“当代史意识”

　　近现代史学者桑兵近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指出当下的近现代史研究，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前者畛域自囿，后者隔义附会，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增大。因此，首先要“通”，有全局观，然后再由通至精，掌握全局。此理放置于当代艺术市场研究领域仍然生效。笔者一直是通识教育的鼎力拥护者，认为正如根基的稳固决定了楼房的高度与质量一样，对于一个艺术市场专业人员的素质评判，除了工作态度的认真严谨，业内常识与基本功是否扎实，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工作质量与发展潜力。同时，宏观的视角与宽阔的视野也可使这项特定的专业研究找到准确的学科定位，并在正确的路途上趋向深入。

　　研究艺术市场为什么需要当代史意识与当代史观?

　　首先是取其中立客观的视角和深入精研的态度。无论我们翻查历代画论文献还是浏览当代文化艺术批评，一个总体的感受往往是：面对当代(作为历史学概念的“当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代”)艺术生态，批判总是比建构更容易。积极地参与建构当代艺术生态才是艺术市场专业教学担当的历史使命。艺术市场领域中经常会遇到的“当事人”身份与行业道德的考验，更需要这种历史“中立”态度的纠偏。

　　其次是方法论上的有益借鉴。从某种意义上，数据库(拍卖记录、当代美术史料等)与展览档案的建立是艺术市场研究与美术史研究相通的研究材料。前一段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教授来首师大历史系作讲座，题目是《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研究》，他认为研究近现代史，最重要的史料是档案，因为档案是尽可能少的带有个人倾向与时代意识形态的，是“秉笔直书”的。对于当代美术史与当代艺术市场研究而言，“档案”就是数据与著录。笔者以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学术性研究，最亟缺的是数据库的建构，即对于当代美术展览史、拍卖记录、作品著录乃至理论家或艺术家口述史的及时整理，而不是面对当代艺术愈来愈玄虚化的理论阐释，或是趋之若鹜地对于西方话语与西方学术模式的盲目归顺，以显得自己更“国际化”、更符合所谓的“国际惯例”。所幸的是，国内几家重要的艺术品拍卖行、雅昌艺术网等专业机构，这几年已经在当代艺术品拍卖、展览的数据库与作品著录方面做了大量的建设工作。

　　第三，艺术市场学与当代艺术史同样具有流动性、更新性，是永远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朝阳学科”。艺术市场的艺术品供给、交换与价值实现及其反馈与调整，与当代艺术史的记录与书写具有不言而喻的相似性，两种学科对于“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的历史经验总结或状态描述，需要同样的敏感把握与预测能力。正如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赞美：“对当前的活的历史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没有沉淀与凝固的历史，总有其无可代替的特定意义与价值，而发现和揭示这种价值，需要独到的眼光和专业能力。此等人才在当代中国艺术市场领域依然稀缺。

　　以研究当代美术史的态度研究艺术市场，从事艺术市场相关课程的教学，利于养成严谨扎实的教风与学风，规避功利主义的学理偏差，以史为鉴，保持清醒的整体意识与历史坐标感，这种意识对于艺术市场实践操作与理论研究，必定会产生良性反馈。

　　四、学院教学与市场实践的关系：介入与互融

　　当代艺术史观的引入，使艺术市场的从业者与研究者既介入历史，同时又书写历史、记录历史。在艺术市场专业教学方面，当代艺术史学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大局观意识、市场分析能力，平衡学生的知识结构。

　　为了勾连学院教学与市场实践的关系，使教学内容真正为市场所用，应专为艺术市场各环节实践而开设创新性课程，如“展览布置与展厅设计”(重要在于细节之处)、“公关礼仪与谈判技巧 / 讲演课”(或以专业课中微格报告教学的形式)等。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与艺术市场相关的艺术实习与专业实践，也是在当下切实可行的教学手段。此处仅以笔者的实践教学为例：

　　今年5月，首师大美术学院艺术市场06级的两个学生在798艺术区的艺术杂志画廊策划了一次展览。这次展览是由“85后”一代自发组织、自主完成的一次探索，展览台前幕后的“演职员”来自于具有不同专业教育背景(艺术市场专业和油画专业)的两个群体，但他们拥有共同的渴望，即走出教室与画室，与象牙塔外的世界相互对视、交谈和认同。从作品的推介、布展到评论乃至销售，都是学生走出教室的初步尝试。

　　展览题目叫做“介入与互融”，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题目。“介入”作为一种趋向和结果，成为学院与市场这两个群体共谋的意志;而“互容”作为一种状态和手段，则召唤着人们包容与宽容的态度。这些艺术市场专业的学生迫切需要进入公共视野，从中校验自身张扬抑或含蓄、高亢抑或私密的感触，同时更试图以个人化的表达，影响甚或干预外在的新奇世界。作为指导教师，当时笔者在这个展览的小序里这样评价：这次特殊的群展，也可能会给时代留下一个这样的文化案例：在师辈与学生两代人的相互对望、学院与市场两个场域的往来斡旋中，有这样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凭借胸中的勇气与心底涌动的表现欲，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介入”是“互融”的起步，这一步不仅属于他们自己，而或许也可以为我们展现一群尚无任何经验与资历可言的学艺者如何“介入”当下，触摸周遭的浮华喧闹，并从中初谙未来职业的行业规范，奠定必要的心理准备;同时更向人们暗示着“学院”与“市场”之间“互容”的可能性，以及学院教育体系与当代艺术生态的对话契机。在“学院”中探研“市场”，在“市场”中高扬“学院”，这是新世纪赋予双方的崭新课题，也是当代中国艺术市场身份自觉与学科建构的共同诉求。

　　于洋(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