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代时，国人的饮茶已经大盛，南宋末吴自牧所撰的《梦梁录》云：“人家每日不可阕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并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茶文化。到民国时期，各种茶馆已遍布城乡，可谓星罗密布。民国《燕市积弊》云：“北京中等以下的人，最讲究上茶馆儿，所以这地方茶馆极多。”即便是没有经济实力，也无闲情逸致去茶寮品茗的贩夫走卒之流，为解渴所喝的大碗茶，也多需由茶壶注入碗中成饮，故民国虽仅仅存在了38年（1911～1949年），但壶的烧造量之大，器型变化之丰富，远远超过清代。其遗存颇丰，寻觅相对较为容易，这也是今日民间多有以民国茶壶为专门收藏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专门收藏者外，一般收藏者对民国茶壶知之不多，本文拟就民国茶壶的成型工艺及器型、装饰手段及品种、纹饰绘画及艺人、价格因素及走势等略述一二。 　　成型工艺及器型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器成型分为琢器与圆器两大行，行当分工明确，绝不允许跨行经营，壶属于琢器行。壶体的成型工艺同瓶、罐等类器物。圆形壶体手工拉坯而成，方形或异形壶体镶接成型，成型工艺难度不大。一般来讲，只要具备了口、腹、底、流、执或提梁等，就可以称之为壶。但一件使用功能良好，视觉效果上佳的壶并非单纯的上述几个部位的缺一不可。最难的就是流与执或提梁的处理。流、执或提梁，在景德镇属于雕镶业，制成之后与壶体镶接。它不仅要保证流的出水方便合理，执和提梁的提拿方便，而且要保证其视觉效果是否美观，与壶体是否匹配，否则的话就是一件不成功的作品。具体来讲，壶流的上下两条轮廓线不能是平行的直线，又不能是两条相似的曲线，要直线、微曲线、曲线相结合。近根部要有下垂感，也就是业内人士所说的“嗉”。而把或提梁的线条要求是外方内圆，即外轮廓线要有明显的转折，内轮廓线则以曲线为主，线条有对比变化，也就是业内人士所说的“棱”。一件好的壶，必须符合上述要求，否则其审美价值会大受影响。如图一民国脂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执壶，器钮、口边、足边及开光均描金彩，通体以胭脂红彩为地，上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腹四方倭角开光内绘粉彩花鸟纹饰。色地纯正，绘画亦较为工细，堪称精细之作。但美中不足的是直流的上下线条基本平行，流下无嗉，执柄内外均为曲线。视觉效果过于“平直”。又图二粉彩婴戏图执壶，盖钮描金，口边及足边分别绘锦地花卉纹，器身绘粉彩五子闹春图，色彩艳丽，绘画工细。而流与执柄的线条极富变化，流嘴的下外轮廓先收而后放，嗉的下垂明显，执柄的上部外轮廓有直线，而内则为曲线，对比明显。此两件器物均为民国时常见的传统壶式，视觉效果后者优于前者。由于这种器型上的规范和视觉效果的差异，在经济价值上也产生明显的差距。前者2005年的市场价格在8000～10000元之间，而后者则在1.5～1.8万元之间。当然，这里的价格差异也有前者是花鸟，后者是人物的区别，但如果不是前者的器型不足，不会有如此悬殊的差别。 　　 　　具体的成型工艺如下：做坯工将泥鼓搭在陶车上，以手工拉制成所需的壶身形状，由制坯工先修出粗形，再细修壶型，然后荡内釉，至此壶身制作完毕。而嘴、柄则为模制，首先以坯泥制成所需配件的大致形状，入火煨烧后，阴刻成壶嘴、柄等形状，将搓好的泥条放入阴模印制，然后将印制品修削成型。由于壶嘴分左右两片印制而成，故需以泥浆粘合，干后方能修削。当所有工序完成后，在壶身的相应之处钻眼，用泥浆将嘴与执和梁安上，用桠扒压紧、刮平，至此，壶的成型完毕。 　　 　　民国时茶壶的器型极为丰富，可分为提梁壶与执壶两大类，按壶体的形状又可细分为莲子式、瓜棱式、梨式、钟式、马蹄式、奖杯式、桶式、缸式、球腹式及圆形、四方形、六方形等多种。有继承亦有创新。提梁壶多承袭传统，少有创新。以筒形腹、球形腹及瓜棱腹较为常见，最具时代特征的是瓷质提梁壶极为少见。偶有所见，也以陈设功能为主，实用功能退之为次，如图三孔雀蓝釉瓜棱式龙首提梁壶，最实用的当为肩上对置立耳的金属提梁壶式。 　　 　　执壶是民国时器型变化最为丰富的壶式，除前面所提到的不同器腹外，钮、盖、口、颈等也多有变化。钮以宝珠式最为常见，另有花形钮、果形钮、桥形钮、圆柱形钮、方形钮、兽形钮、人形钮等。口有广口、收口、小口、直口等。盖的变化虽不丰富，亦见有笠帽式、伞式、平顶等式。图四粉彩花鸟纹执壶，子母口内收，短颈，弧腹呈马蹄形，矮圈足。前有短粗流，后有执柄，弧面盖，器身矮扁，横向感极强，为了弥补上下虚空间感的不足，盖钮为握紧的拳头，有明显的向上力量感。此器不仅器型颇有新意，而且在装饰上亦有人文内涵。人拳器钮谐音“人权”。流嗉位置以红彩书“胜利”二字，寓意抗战胜利人权得以保证。器身绘花鸟图，盖面墨书“可以清心”，寓意抗战胜利鸟语花香，品茗方真正是可以清心的雅好。此壶式在民国晚期极为流行，反映了社会生活对瓷器造型及装饰的影响。奖杯式执壶也是民国时创新的壶式之一，图五粉彩百花锦地开光花鸟图执壶，子母口，短颈，斜肩，弧腹下收，束胫，外撇高圈足，整体造型颇似奖杯，故名。虚实空间感均佳，为民国时成功的创新壶式。民国时另一较有新意的是长弧腹执壶，如图六，粉彩团龙团凤纹执壶，子母口，短颈，长腹，上腹较直，下腹外撇明显，广底，二层台式圈足，宝珠钮盖。执柄的造型别致，但流口距器身较远，虽器身纤长，但仍不能补上下虚空间感不强的弊端。 　　 　　民国壶式之丰富，变化之多端，决非一篇短文所能尽言，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介绍。 　　装饰手段及品种 　　 　　民国茶壶的装饰手段虽不及清盛世时诸法齐备，但就晚清以来仍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工艺大体可归纳为胎体装饰、釉面装饰与彩绘装饰三大类。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综合用于一器，特别是后者，往往会使器物产生多变的装饰效果。 　　 　　胎体装饰就是采用刻、划、剔、印、雕塑、贴花等手段，在胎体上进行装饰，然后罩釉烧制而成。纹饰或凸于或凹于器表，具有立体或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如前图三孔雀蓝釉瓜棱式龙首提梁壶，器腹的花果纹就是典型的贴花法，而提梁及流则为典型的雕塑法。 　　 　　釉面装饰就是采用刷、浸、浇等施釉手段，在胎体上进行装饰，釉面装饰虽相对简单，但不仅可以保护胎体的洁净，同时也美化了器物。民国时期常见的釉面装饰品种有白釉、松石绿釉、豆青釉、天青釉、珊瑚红釉等。另见有与胎体装饰相结合一种，如上述孔雀蓝釉龙首提梁壶，而更多的则是与彩绘相结合。 　　 　　彩绘装饰就是器物上以各种色彩绘画纹饰，在素胎上彩绘的称之为釉下彩，在烧好的器物彩绘入炉烤烧而成的称之为釉上彩。彩绘是民国茶壶的主流产品，景德镇绘瓷行业分工极为明确，历来有“画者学画不学染，染者学染不学画”的说法。这种细致的分工增加了彩绘艺人技术专门化的熟练程度，对提高产品彩绘质量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撑。所谓的画者是经过严格训练，有一定技能的艺人，其专有专长，或擅花鸟，或攻人物；或专精粉彩，或擅长青花，其具体职责是画人物的五官、须发，并画出明暗，而衣饰及背景则只用生料勾出线条。而染者专事填色，或在画工画好的线条内填玻璃白，用颜色洗染明暗效果；或平涂填色。由于染者的技艺有高低之分，故瓷器的画面质量有很大差别，即使是同一厂店出产的器物，上中下的档次之别也极为明显。如图七人物图茶壶，器身一面绘泛舟图，人物线条尚可，但填彩实在不敢恭维，在民国人物壶中勉强可称为中下之作。器身另一侧有墨书“闲坐轻舟泛碧溪 江西罗宿氏出品”。罗宿为民国中期较有名气的彩瓷艺人，其作品以人物造型准确、绘画工细、色彩浓艳干净为收藏者喜爱。此器虽款识为“罗宿氏出品”，但恐怕非其亲手所绘。这就涉及到彩绘的具体工艺程序。首先是拟稿到定稿的创作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是在纸上进行，也可以直接在瓷面上进行。但也有例外，如创新器型或创新纹饰多在纸上进行，图八即为珠山八友之一的汪野亭民国10年的茶壶设计稿，画面上不仅有壶的整体造型及细部，而且也有纹饰的展开图。定稿之后便可移植到瓷面上。一般的彩瓷艺人多直接在瓷面上拟稿、定稿。这种直接定稿并不能代表其技艺高超，也非胸有成竹的表现。因为纸稿毕竟是平面造型，而茶壶是弧面造型，纸稿移植之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误差，进而影响画面的整体装饰效果。其方法是这样的：在壶的装饰部位用淡墨勾描出所需纹饰的线条，景德镇瓷业称之为拖墨水，然后以浓墨勾描，将不必要的淡墨线条擦去，此为升图，也就是定稿。定稿之后是做纸模，将棉料类纸张剪成与茶壶大致相同的弧面，用水打湿后，待其干湿适宜之时，放在相同的白胎茶壶之上，用手均匀拍打，即为纸模。然后将纸模贴到定稿的茶壶上，由正中向两边拍打，这样定稿茶壶上的墨线便清晰地印在纸模之上。在此纸模上以墨线勾描，以备大量拍印。拍印时要对准部位，开始时的几件器物因墨线较浓之故，用力要轻，以后数件可稍用力拍印。暂时不用的纸模要晾干存放，下次用时须重新描图、打湿。拍好图的茶壶即可以勾线、填色，最终完成彩绘。通过上述工序，可以大致了解为何同一厂店或同一人名款的器物会有高下之分的原因。 　　 　　民国时期的茶壶见有青花、粉彩、浅绛彩、新彩、墨彩、紫彩、金彩、印花等。青花器物大多档次不高，呈色为俗称的“洋蓝”色。粉彩器物档次较高，多为仿古瓷。如图九粉彩人物提梁壶，无论是彩绘还是纹饰均仿清同治时风格，特别是红彩勾描五官，虽不得古韵，但也有几分皮毛。浅绛彩虽然已渐式微，但仍有上佳的作品传世，其轻松活泼的构图、流畅自如的勾描罩色及集诗、书、印于一体的表现形式，更具有传统文人画的气息。新彩是在粉彩与浅绛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彩瓷新品种，具有色彩艳丽、色阶丰富、颜料容易掌握、彩绘烧成后的效果变化不大的特点，深受彩瓷艺人的喜爱，为民国壶的主流品种。民国壶另见有贴花、刷花及喷花。贴花是用粘贴法将花纸上的彩色图案移至壶上，为釉上彩装饰。刻花则以专用的毛刷将彩料透过刻有纹样的套版，刷涂到器物上形成纹饰，适用于釉上，也可用于釉下。喷花在民国时称为吹色，将刻花的画纸贴在壶体上，用喷雾器将颜料喷洒，揭去画纸后形成画面。上述三种装饰方法简便，装饰韵味浓郁，但艺术成就明显不高，无法与手绘相提并论。此法始见于清末民初，虽因价格相对便宜，深受消费者喜爱，但却为景德镇绘瓷者所不容，故当时的文献记载“有人改用印绘法”，“工省而效速”，“郡愤其将夺绘画者生计，遂至斗殴打人，酿大祸焉”。以后情况略有好转，民国时较有名的印刷花艺人有程鹏等人。传世品以瓷板 、瓶类器物居多，另有少量壶类器物，今日市场价格虽不及名家彩绘，但较一般红店之作要高，特别是印刷复加以彩绘的器物较为难寻。 　　纹饰绘画及艺人 　　 　　民国茶壶纹饰题材虽不及同时期的瓶、帽筒等器物丰富，但仍以人物、动物、山水等为主，另见有文字装饰。 　　 　　人物见有传统的仕女、婴戏、高士图等，是民国茶壶上表现最为丰富的装饰题材之一。就目前所见，大致可分为传统题材与创新题材。传统题材或神话人物、庭院仕女、婴戏，或高士人物、戏曲小说人物。画面多具有明显的吉祥寓意，反映了对幸福美满生活的渴求。更多的画面寓意通过题句的形式加以表现，如图十新彩婴戏图提梁壶，正面绘童子五人，均席地而坐，观赏鱼缸中的游鱼，一童手持牡丹花，富贵有余的寓意突出。另面墨书“人生何事能如意，富贵长生乐有余”句。创新题材多反映时代风尚，如民国早期的时装人物。一般来讲，壶类器物由于受器身较小的限制，绘画精湛之器较为少见，如本文中的图二图九已为上品。而大量的器面多眉眼不清，人物造型比例失调。 　　 　　动物是壶类器物上表现较多的装饰题材，多为传统，少有创新。以花鸟、狮子最为常见，虽绘制者艺术水平高下有别，但整体水平超过人物题材。如前图四为民国时小名家熊梦亭之作，无论是构图、色彩、绘画，均称上乘。而大名家之作更是不同凡响。如珠山八友之一的田鹤仙以梅花著称于世，但所作花鸟亦堪称大师级之作。 　　 　　山水也是壶类器物上常见的装饰题材，大体情况与人物题材较为类似，以平庸之作常见，缺乏自己的绘画风格，虽画面上多题以“山川揽秀”、“山青水秀”、“江山胜迹”等骇人诗句，但多无秀可揽。不过也偶有创新，但这种创新仅局限在画面景物的构成上，而非绘画语言的创新。如民国中期大量的山水纹饰中出现火轮、汽车等，反映了时代对彩瓷艺人创作的影响。需要提及的是民国茶壶上并不乏名家之作，如珠山八友中汪野亭，偶在茶壶上绘制山水，烟岚满幅，达到了以瓷代纸的境界。图十一为汪氏作品，构图疏简，画风豪放，透出一种随意逸兴而非刻意求工的文人画韵味。可以说，汪野亭等人的作品代表了民国茶壶山水纹饰的最高成就。 　　 　　茶壶上以文字进行装饰也是民国的时尚，这类器物虽绘画性不强，但反映时代的特色则最为直接。如民国早期的国耻纪念壶，器身及盖面分别墨书“永远勿忘”、“国耻纪念”及红彩随形朱文篆书“五月七日”、“永远勿忘”印章，反映了1915年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而民国中期抗日军兴，茶壶上更是较多出现“抗日救国”等文字，同时还有一批励志性文字装饰的茶壶。但更多的则是多一面彩绘，另面题诗文句的装饰形式，多为画面说明性文字，如仕女图多题“国色天香”、“美人如玉”，读书图则多为“而志于学”，山水除前文所说外，另见有“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等，狮子多题写“太狮一品”，绘画及书画多无可取之处。 　　 　　民国茶壶的纹饰组织形式多采用多层法、开光法、分割法等。多层法就是壶上由多组纹饰组成，既可是同一题材，又可是不同题材，具有层次丰富的装饰特点，前者如图九粉彩人物图壶，盖面及器身均绘庭院人物图。后者如图二粉彩人物图壶，盖面绘花卉纹，口边及近底处绘锦地花卉纹，器身绘童子闹春图。此法应用较为广泛。开光法是利用不同的轮廓的外形划出装饰部位，使之成为较突出的独立部位，内绘纹饰，具有主题突出的装饰效果，或为锦地，或为素地。前者如图一，胭脂红粉彩锦地开光花鸟纹壶，后者如图六粉彩团龙团凤纹执壶。分割法就是利用壶体面的变化分别进行装饰，这是民国茶壶采用最为广泛的装饰方法，或为相同题材，如同为人物；或为不同题材，如山水与人物组合；或纹饰与文字相组合。瓶类器物上的通景法仅见于提梁壶上，如图九，而执壶受器型前有流，后有执柄所限，不见有此装饰法。 　　 　　民国时期从事瓷器彩绘者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彩瓷艺人，一为彩瓷匠人。彩瓷艺人功底扎实，多师法前人，但又不泥古。从业人员不多，以汪晓棠、潘匋宇及珠山八友为杰出代表，另有张志汤、王步、汪大沧、方云峰、刘希任诸人，为民国时期彩瓷艺人中的头面人物，亦可称之为大师。而成名略晚于上述名家的有陆云山、余翰青、刘仲卿、万云岩、柳灵谷、朱明、邹文侯、涂菊亭、章士保等人亦可称为民国彩瓷的中坚。同时还有师承家学，又有自己面目的毕渊明（毕伯涛之子），徐天梅（徐仲南之子）、王锡良（王大凡之侄）、汪小亭（汪野亭之子），及得名师指教的余文襄、张沛轩、程芸农等人堪称后起之秀。这些人的作品多自画自销，或订制彩绘，专绘高档瓷胎，诸如瓷板、花瓶、薄胎之类，亦偶有壶类器物传世。作品的商业味道不浓，少有雷同之作。彩瓷匠人或为红店老板，或为专职画匠，作品流向市民阶层，从业人数众多。据民国36年文献，此时景德镇有红店1400余家，所用画匠当不在少数。他们是民国茶壶绘制主力，传世品也以此类人等之作最为常见。如此众多的画匠，其水平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总的来看均缺乏自己的绘画语言。其区别是工细程度的不同，高者绘画功底较为扎实，无论是人物、花卉，还是动物、图案，均较为工细，色彩艳丽而不俗。代表人物及厂店有潘肇唐、余钊、罗宿、胡义成、余森茂号、竹里画馆、松云轩、松竹轩、江西瓷业公司、群益画馆等。其作品虽不能同彩瓷艺人相比肩，在今日也堪称精品。中者的作品绘画较好，但在纹饰的造型、构图及色彩诸方面均有明显的不足，代表人物及厂店有刘坤和、余子清、余永祥、胡少泽、叶宜春、洪步余、夏鼎臣等。就其中的个别精品来看，不逊于高者。下者作品多以一般市民为对象，无论是胎质、釉彩，还是绘画较中者均有明显的差别，题材雷同，千器一面，传世品极为常见，市场价值不高。 　　价格因素及走势 　　 　　民国茶壶的市场价格受多方面的因素所制约，大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成本、年代、器型、品相、釉彩、装饰。 　　 　　成本是指制作时的成本，一般来讲，当时造价较高的茶壶，今日市场价格亦较高。根据民国30年（1941年）《全国旅景瓷商公会景德镇瓷器价目表》，内中涉及数件茶壶，当时的发货价可资比较。以30件茶壶为例，白胎每件0.09元，青花每件0.12元，新彩每件0.16元，金彩百花锦地每件1.70元（上述价格均为银元）。据陈明远先生研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宣统三年（1911年）1银元合今人民币50元；民国15年（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民国25年（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如果民国30年取民国15、民国25年十年之间递减10元的话，民国30年1银元应合今人民币25元左右。那么30件的白胎器应合今人民币2.25元，青花器为3.00元，新彩器为4.00元；金彩百花锦地为42.50元。其制作成本的高低一目了然。而制作时的器物大小，其价格也有差别，如同为白胎器，100件为1.00元（以下均为银元），80件为0.70元，50件为0.20元，30件为0.16元，20件为0.12元。但此价格对今日收藏的市场价格影响并不明显，因彩瓷艺人的绘画水平有高低之分，名家所绘的20件壶的市场价格远非一般艺人的100件壶的价格所能比及。 　　 　　年代是否久远，是许多瓷器收藏者最为关注的要点之一，但对民国来讲，此点并无特殊之处，因民国仅短短38年历史，虽仍可以早、中、晚分期，但实际意义并不大。不过需要掌握的是民国瓷器早期多有干支年款，中晚期器物则较少写干支款识。 　　 　　器型是否完美，各部比例是否协调，如前文所说的流与执柄的线条变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壶的市场价格。但对于一般的壶类器物，其形体大同小异，价格差距不并明显。 　　 　　品相的完好程度是决定其市场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壶是日常生活用品，实用是它的主要功能，而审美功能则依附在实用功能上，虽然民国时收藏之风较盛，但做为瓷茶壶来讲，极少有艺人专门为收藏而进行制作，正是基于实用这一特征，其品相至关重要。茶壶的品相大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先天的，一是后天的。先天是指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肉眼可直观到的形态，如器型是否完美，各部位比例的协调程度，如前文所说的流与执柄的线条变化，又如胎质是否缜密，釉面是否均匀，有无棕眼，是否有烧造产生的窑裂，盖与器口扣合是否严密等。后天是指在使用或流传过程中产生直观的变化，也就是是否有瑕疵及瑕疵的程度，即是否有冲、崩、裂、璺，特别是流、柄及提梁等处；器盖是否为原配，釉面是否有伤，彩是否有剥落。一件完整、品相极佳的壶当为上品，有先天性瑕疵的则为中上品，釉面及彩略有伤损的可视为中品，有冲、崩、璺的则为中下品，当然也要视其程度而定。而嘴、流或柄有残，器盖不是原配的只能归入下品之列。而那些缺流少嘴无盖的品物，则是古玩行俗称的“垃圾”。 　　 　　釉彩品种也是决定壶的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如前文所引的民国30年文献中的30件茶壶，以金彩最贵，新彩次之，青花再次之，白胎更次之。遗憾的是所涉及的品种不多，如果以同一文献中的50件瓶每对价格来看，以珊瑚红描金器价格最高，以下依次为色地粉彩扒花、色地粉彩、斗彩、五彩、矾红白彩、钧红釉、各色釉与龙泉釉青花、白釉。以青花而论，满洋莲为仿古瓷，价格最高，人物与花鸟同价，冰梅次之，青花秋文最次，此青花秋文即民国的山水纹饰之一。 　　 　　纹饰题材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民国时景德饰瓷业有这样一句俗语：“金脸银花卉，要讨饭画山水”。说明当时以人物题材价格最高，花卉次之，山水则更次之。就目前市场价格来看，此俗语仍有一定道理。因人物题材多具有较丰富的人文内涵，或历史故事，或戏曲人物，或春闺美妇，或庭院婴戏，或神话人物，其审美情趣较为浓郁。而花卉则以艳丽的色彩取胜，山水则因技法要求严格，非专业画家不能为之，当时的价格差异较大。 　　 　　但名家之作则按名头大小论价，这是今日市场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图十二粉彩人物图壶，绘通景庭院仕女图，人物众多，绘画工细，色彩艳丽，虽不见有人名款识，但无疑非民国时一般红店所绘。2005年市场价格已达2.2万元人民币，而寻常之作的市场价格多在2000至3000元之间，低俗之作也在500至1000元之间。花鸟题材也是如此，如图五熊梦亭粉彩花鸟纹壶，2005年市场价格已达5500元人民币，而一件与此壶大小相同，造型相似的田鹤仙绘器物，2005年则达1万元人民币。而普通的红店之作，也在1000元左右，劣者300～600元左右。虽然民国时山水纹饰茶壶价格不高，但名家之作则市场看好，如汪野亭的一件山水纹壶，2005年非2.5万元不可得。2006年4月22日，北京匡时上拍了一件汪野亭浅绛彩诗文瓷茶壶，高12.3厘米，造型平稳，外壁绘山水茅屋，远山近景尽收眼底，落诗提款，极具章法，富于文人气息，估价更达到了10-15万元。 　　 　　50多年来，民国茶壶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无人问津，到“文革”时期的毁弃，目前虽遗存仍较丰，但精品难求已是不争的事实。加之近年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收藏门类的日趋精细，就连一般之物的价格也急剧走高。如图十三粉彩人物图提梁壶，在上世80年代文物商店的收购价不过区区两三元，90年中期市场价格已达30～50元，而近年则年年创新，一般之作多在千元左右，虽突破5000元大关还有待时日，但据业内人士分析，也不过三五年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