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方力钧的作品看做是对社会的叛逆也许是偏识。长期以来，我们的阅读经验一直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网络里，固然艺术有一部分是社会现实的镜像功能，但这并不是艺术的最终真理。对于那些代表时代样貌的作品来说，它的普遍意义是通过个人法则而得到张扬的，倘若个人法则确立了某种象征，它一定大于时代的局限，就像空间站脱离了地表，等待另外一场可预见的对接。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方力钧的作品越来越远离现实的景观，而至飘渺。从一开始，他的语气就不是针对社会的否定句，而是落实自我的肯定句—尽管两者看起来很容易混淆。当然，在中国的社会现实里，个人的强势表达往往是大逆不道的事，比如那标志性的巨大光头，又同时叠现的是艺术家自己的模样，它的侵略性难免会让集体的容忍度有所不适，几乎算得上是某种挑衅。

　　对于任何一个年代，个人永远是社会的“分子”。尤其是方力钧成长的年代，“分子”本来应该规定在应有的恒定结构中，不可以超越所处的位置，所谓的芸芸众生。但对于自我力量旺盛的“分子”来说，它难免在适当的气候下，自己膨胀起来，占据更大的空间，吸引别人的视线。方力钧的“光头”，无论是意识还是原型，都是这样一个象征性的“分子”形象，“他”剔清社会属性，还原一个生命符号的基本状态，尽管这种符号仍然可以联想到某些社会属性，但我宁可相信其更纯粹的性质。
一个“光头”，首先是一个“单分子”，但如同细胞，它具有增殖的功能。方力钧即描绘了一个“分子”的唯一状态时的独霸，正面反面，如磐如石，而在其他的画面中，这样的“单分子”又显示为不断复制的机能，一个形象被反复克隆，扩展成一个“分子”演变成的集体结构。这一方面说明了他推广形象帝国时的策略，同时，当“分子”和“分子”挤成一堆的时候，个体的意义完全被消解了，我们分不清谁是真正的主角，谁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所有的“分子”都是卑微的，它很容易被一个很像自己的人所代替，这难道不是悲哀和无奈的原型吗？

　　也许方力钧早就对“分子”本身的轻与重，也就是生命存在的辩证法有所感悟，他选择与“分子”对应的“场”也具有准确的理解。“游泳”是方力钧偏好的主题，用“水”这一自然物质替代社会景观，本身就证明他已经进入到更广阔的隐喻实体中—尽管“水”的属性是相当的虚幻。一个“分子”在水里载浮载沉，这显然就是斗争，或者生存，或者溺毙。同样，“云端”也是“水”的物理变体，它转变了“场”的存在模式，落实于另外的同义词，只是天空的幻彩更具有危险性，方力钧的那些“分子”从一个暗蓝的深渊蒸发到一个眩目的世界，仍然是临界线上的催眠，一旦梦醒，就是坠落，因此，只有预知形象“分子”的生物性，才能体会什么是能够承受的生命之轻。这对我们共同的经验来说，理解方力钧的艺术就是理解我们存在于世界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