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干山M艺术空间举办的《影像透视中国——张元镜头下的一个时代》摄影展（12月9日—1月9日）是导演和中国独立制片始作俑者张元首次图片展。作为“新纪录片运动”和“第六代”导演重要代表，张元早前就确立了以“纪实性”为标识的艺术风格，如今把电影进行“切片式”集结，过渡自然。刘小东说：“几年前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曾吹捧他应该把这些伟大的活动影像凝固成一些伟大的静止图像，他仍然搅和着他的乱发，语无伦次。”这个因为1993年的《北京杂种》被禁止从事电影工作直到1998年2月底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解禁令，恢复其参加国内影视片单位摄制影视作品的资格的人，坐在对面，看上去没有任何沉重压抑，尽管没有了钢丝一样的爆炸头，眼睛还是一如既往的黑亮。 　　“为了准备这个展览，让我最费劲的就是去找我的这些底片。在我地下室的两个小仓库里，存放着大量的底片和正片，在我自己累完几身汗之后，终于找出了金星手术与《撒点野》的底片！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览能把电影的流动式的画面定格在一幅幅的照片上，记录下我们永远永远也忘记不掉的那一些时光……”那一些时光的主人公是1991年在雪地上撒野的崔健，1993年恢复平静的天安门广场，是1994年变成美好女性的金星和1999年已经疯狂了的李阳。这些照片是纪实和故事的交错，仿佛知道有一天会从流动的时间里面走下来，变成“一则空间和时间的切片”，它们都极其浓缩并忠心耿耿地表达着张元的美感：丰富的层次，讲究的暗部和高光。如果仔细看用35mm阿莱BL-3摄影机和感光指数100asa国产黑白胶片拍摄的《广场》，那些有意在被截取和放大的照片上保留的弧形边缘，粗砺的颗粒，让这些“中国往事”显得忧伤而迷人，但决不甜蜜——它们像是即兴蹦出的谜的图像，这些谜的图像用隐喻方式念叨出了无以言说之物。“我，只是有那么一点儿好奇心吧。”张元说。 　　ArtWorld:这次摄影展的《广场》系列，让我想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张元：实际上很早我就听说过安东尼奥尼——在我根本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的时候，1972年吧，我上小学，听见学校里批判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1970年拍的。我没看过他的电影，也不知道他是谁，那时候我只知道安东尼奥尼是坏人。1989年我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第一次看了他的电影，但不是《中国》，而是他那几部有名的作品，才知道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导演，才知道小时候我们批判的人是这么有意思的人。在电影学院二三年级的时候，我才看到了《中国》的其中两三个部分，他用15毫米机器拍的，拍得很自然随意，让我一下回想到小时候的很多场景，非常真实。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录像带。很多的片子我都扔了，但在我的柜子里还是存着安东尼奥尼的录像带。我经常在工作室剪片子干活的时候，把这录像片放出来，那是我的“背景录像”。片子的旁白是意大利的一个解说员，声音好听。你要说从我的《广场》能联想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它们可能有一点儿相似，我也希望追求那种真实和非常自然的东西，希望能够真正让人感受到电影里人的呼吸和人的那种漫不经心。我们都知道“广场”在中国是特别重要的政治空间，广场上有天安门，有****像，有毛主席纪念堂，旁边是历史博物馆，这边是人民大会堂，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跟克林姆林宫前面的红场一样代表了社会主义权力的中心，整个像一个大舞台。从1949年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1966****接见几百万青年学生，到80年代的运动，每一次都仿佛历史剧的上演。我拍《广场》是在1993年，在我拍摄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广场很平静，我用35毫米摄影机，自己做摄影师，用国产保定黑白胶片拍摄。 　　ArtWorld:为什么用保定胶片？ 　　张元：保定胶片的质地非常好。我在拍《妈妈》的时候就用保定胶卷，我喜欢保定胶片的质感。首先是反差好，而且胶片乳液涂布非常均匀，然后曲线宽容度比较大，所谓宽容度大，就是说它平缓，舒服，因此即使是拍黎明、夜景都很美。当然，它也比较便宜。 　　ArtWorld:当时有几个人和你一起？ 　　张元：我们主要的拍摄是四人小组，有录音师也是我的联合导演段景川，摄影助理王平，制片单东柄。 　　ArtWorld:你怎么描述“广场”？ 　　张元：广场是非常标志性的东西，在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把《广场》当作电影来拍的。因为舞台是什么？舞台就是一个大的平面。灯光，摄像围绕着它。我在广场上把摄影机架起来的时候，人们基本上视而不见，根本没人管我们。我们摄影机很大，哪怕我对着某个人把摄影机从脚到头慢慢摇上去的时候，他们也不回避，该站在那儿就站在那儿，该拍照的就拍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很自然。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是很好的演员，我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观众。在那个大的背景下，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照相馆，对布列松来说要抓住那个决定性的瞬间，而我用我的连续的摄影机可以。 　　ArtWorld:非常戏剧性。 　　张元：广场本身就很有戏剧性。有全中国最大的派出所，因为可能有自杀，游行，精神病，甚至有杀人犯。我采访了两个广场派出所的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遇到三次企图在那里自杀的情况。那里总会出现非常戏剧的场面。但我没有那么幸运在我拍摄的时候遇到那么剧烈的事件。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大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拍摄得有意思。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再把这些胶片拿出来看，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 　　ArtWorld:你还会想去拍广场吗？ 　　张元：不，我不想再拍了。现在我路过广场的时候都不去看了。生活就是这样的，你一个月两个月，两年，十几年不去看新闻，等你再打开电视，事情还是能接上的。我拍东西还是出于好奇。我当时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事情都集中在广场上。当时我们用三轮车载着沉重的35毫米阿莱摄影机，到天安门广场只要十几分钟。我本身好奇想去看看。1989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时间，那年我电影学院毕业，那年我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 　　ArtWorld:感觉你更倾向于人群的拍摄，在控制力上，《金星小姐》和《撒点野》表现力弱于群体照片《广场》和《疯狂英语》，《疯狂英语》中也是群体和群体中的个人精彩，你怎么认为？你好像比较喜欢、并且善于从集体无意识里面发现并且告诉观众一些“有意识”的东西。比较动人的是那些群体中个人的出神和微笑。 　　张元：人多热闹，我也是好热闹（笑）。拍“一个人”的确是挺难的。能把一个人拍得很细腻，又能拍出起伏来，当然需要很强功底。拍很多人如果能发现其中的有意思，那也很难。我觉得你还是看到了我的优点，我喜欢在特别热闹的地方发现一些细微的、特别的东西。李阳是个“人来疯”，要有个一二万人的场面他就疯了。但是他挺可爱的。他爱跟我说他的故事，说他小时候的自闭啊自卑啊，他说故事的方式有意思，他的故事可能已经讲了成百上千遍了，他一遍遍讲的时候慢慢自己就相信了。 　　ArtWorld:《疯狂英语》和金星的手术能概括为中国人真正的生活吗？ 　　张元：什么是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ArtWorld:比如你的《广场》。 　　张元：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面上的……在国外电影节上经常有影评人、记者跟我聊天，问我：这能代表中国吗？这是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吗？可是我在看一部西方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去问：这是不是法国人真正的生活？我觉得他们能代表中国人。李阳是特别典型的中国人，《疯狂英语》在北京、上海、黑龙江、辽宁、四川、湖南、新疆等很多地方拍摄外景，场面有几万人的，有几千人的，还有几十个人的，也有几个人的；有在非常有标志性建筑前拍摄的，例如故宫、长城、铁人王进喜的雕像、北大的百年讲堂前；也有普通的工厂、农村，甚至是饭店的厨房。金星也是典型中国人，就个人经历来说，她是在典型的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的性别选择就具有中国的时代特点，如果再向前推十年，她就会被当成怪物。《疯狂英语》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放映的时候我在现场，观众一直在笑，从头笑到尾，我拍的是特别严肃的东西，没想到大家把它当作喜剧片来看了。 　　我常常在监视器后面想：怎么世界上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拍《过年回家》，当一家人站在一起的时候，还什么都没做，我当场就受不了了。虽然这剧本是我参与写的，我也在脑海中无数次想象过这个场景，但是当他们真的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受不了了。我当真了。所以我经常会恍惚，不知道眼前的究竟是真还是假。你应该看看我的《儿子》，实际上是一个纪实和故事交错的电影，主人公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的两个儿子就住在我楼下，当时我住在西单的一个居民楼里。有一次哥俩敲我的门，说我们家的故事你肯定感兴趣，就这样说起了他们住在精神病院的父亲，我当时好奇心起来了，觉得太好玩了，当天下午就开车带着兄弟俩去回龙观的精神病医院开了一张借条，把他们的父亲“借调”出来一个月。这父亲从病房里是蹦蹦跳跳地跑出来，比他两个儿子还可爱，我跟他聊天，发现他根本没有病，特别正常，比我们所谓的正常人还正常。他就是喜欢喝酒。这一个月的拍摄时间，他们一家人演自己的生活，他们表演的时候，真的分不清楚哪一些是表演的部分，哪一些是他们自己真实生活的部分，真的让我感觉到电影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电影。给他们设计吵架，吵着吵着就成真的了，有一次他们吃饭，争执起来，这个儿子就拿着板凳往父亲的脑袋上砸下来，父亲捂着头，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流到眼睛里，他把眼睛睁开看着儿子，说“打得好，儿子打老子，打得好。”拍摄过程中，一家人把他们的烦恼和想法都跟我讲。后来拍完电影，“父亲”又回到精神病院，我有一次约了他的老伴儿一起去看他，他说：“我的病早好了，早该出去了。”可是他老伴儿跟他说：“不，你的病没好。”这就是生活，这个时代的生活，虽然把它记录下来的意义我还不知道。 　　ArtWorld:对于金星本人来说，这手术是喜剧，对她的艺术来说，不啻为一个终结。当一个女人困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的张力显然比一个通过手术后天选择的女人要强——金星手术之后不再有甚为精彩的表现，你作为全程拍摄金星变性手术的摄影师怎么看？ 　　张元：我觉得她做完手术以后已经是重生了。我钦佩她的勇气。前后三次大手术：胸部，面部，下身，在15小时的手术中，一条腿差一点就失去了。她也很坦荡，包括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金星当时（1995年）突然达电话给我，说明天就做变性手术，我一下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拍下来，就是出于好奇。我拍《东宫西宫》之前就采访过几个同性恋，我也跟金星谈过，目的是想多了解一些同性恋的事。在跟他聊天过程中，我才发现他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同性恋，他当然也不认可这个界定。我接完电话就决定去拍，到八大处解放军整形医院的时候带了一辆大车，35毫米摄影机，设备，灯光，一大堆人。金星也没想到会这么大阵仗。夜里我对他做了采访，第二天我用十卷胶片拍摄了他手术全过程。拍完我就放在我的仓库了。7年之后，2001年韩国全州电影节要组织由三个导演联合拍摄的《三人三色》开幕式电影，邀请了我，我突然想到了她。金星那时已从北京搬去了上海。七年后，金星作为一个女人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次，我拿着DV，带着一个小型摄制组去了上海，拍摄她七年以后的生活。三十分钟的电影完成了，在全州开幕式放映。但七年前拍的金星手术细节我自己一直都没看过。直到这次为做这个图片展我把底片翻出来转成正片，然后一格一格地去分析去看，我才发现，幸亏用35毫米的摄影机，当时毫无选择又是非常有选择地拍摄了这些连续性的画面。但这些每一张都是单独的、完整的摄影作品，35毫米原始的记录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流动摄影作品。我觉得当时在手术室的自己非常冷静，近乎冷酷。 　　ArtWorld:刘小东说你又“来我们这里搅局”了。 　　张元：我不觉得艺术有什么界限。像电影早期的时候……比如布努艾尔和达利拍的《一条安达鲁狗》，达利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拍摄？为什么美国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画家会丢下画笔去拍电影？1997年洛可菲勒基金邀请我去美国，在MoMA安排了一个上午让我看画家拍的电影。连续放了五六个小时，一个人看，无声片，中间我睡了三四觉。那电影里完全没有故事情节，有的一个镜头可以拍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一个人坐在那儿不动。实际上有很多电影，是通过一个观念来表达对于事情的态度。那个上午看的大部分是无声片。画家拍的电影都是没故事的，只有画面。那你说，我跟画家他们搅和在一起好吗？我觉得艺术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会给电影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叙事性，仅仅是影像——也可以是电影。能让人睡觉的电影也很好（笑），有些电影吵得你睡不着觉。刘小东也演电影呢，我大学的学生作业里他就有演，演得非常好，我第一个35毫米（电影），就是他和喻红演的。 　　ArtWorld:据说你正在拍摄基督徒电影，背景是中国和美国的两个城市，并且你为此每天读《圣经》。 　　张元：对，明年我计划拍一个长的纪录片，我其实在美国已经拍了一个比较长的纪录片，叫《收养》，讲述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孤儿的事情，我在那期间看了美国很多的宗教家庭，其中包括很多基督徒。基督在美国文化中几乎是一个核心，我也很想了解美国基督教社会的构成和背景。《圣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很值得去读。我现在是泛泛地读，每天看一点。实际上我很少看剧本，基本上看不下去（笑）。我刚完成一部电影，名字还没想好，讲一个家庭，讲人的精神，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在武汉和宁波拍摄的。正在剪接阶段。 　　Artworld:为什么不放下电影，真正地去拍照片？你觉得拍电影和拍照片是一回事吗？ 　　张元：我今天也偶然拿照相机拍几张照片，但是真的觉得不过瘾。我喜欢布光拍摄，我在金星的手术室也布光，如果不布光，我就觉得不能实现我想达到美感。我希望画面色彩特别分明，有很好的暗部，有很好的高光，有丰富的层次。即使是记录片，我也希望这样。所以《广场》拍摄的时候我也布光，夜晚的一些场景都用了大灯进行布光，动用了吊车。当然这样拍摄比较奢侈但是我是我所需要的。我希望从画面本身能看到完整的东西。 　　ArtWorld:这次展览为什么没有选《东宫西宫》或者《钉子户》？展览的四个部分，《广场》，张元：《疯狂英语》和《金星小姐》是纪实性的，《撒点野》是MTV，你拍了很多片子和MTV，为什么独选这几部？如果为了切展览题目《张元镜头下的一个时代》，那么MTV里的《北京杂种》和《我的1997》也具有时代感。 　　张元：这次展览选这个主题我觉得也有意义，《广场》是我拍摄的第一部记录片，《撒点野》是我拍的第一个MTV，金星也比较早，下回也许会选其他的作品。这次虽然选了120多幅作品，但是画廊只能展出50，60幅，所以比较有限，下次我想可以选其他片子里面的图片出来。比如《东宫西宫》，《儿子》里面都有很好的照片。 　　ArtWorld:从胶片剪冲出来的照片看上去粗糙，像某种截屏，你认为这种方式对于摄影来说是一种硬质的介入还是一种舒服的变通？ 　　张元：不，绝对不是截屏，而是从电影当中取出的35毫米的画格，作为一个凝固的影像，就像生活被截出了一个段落一样，完成了切片的感觉，凝固在墙上，我觉得让大家可以去看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ArtWorld:你评判摄影的标准是什么？ 　　张元：标准……也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画面真不真实，生不生动，或者这个画面有没有意义……都有区别……有有意思的画面和没有意思的画面，有有趣的画面和无趣的画面……但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最完美的东西。只有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精神追求是最美的。 　　ArtWorld:你觉得你追求的是什么？ 　　张元：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好奇心，有我的一些期待和希望，有我自己的一些审美追求……我希望把我心里想的东西放到我拍摄的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