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政治哲学的艺术管理教学》是我提交给2007年全国高校艺术管理教育年会的发言题目，当时由于发言时间限制，我只结合一个艺术案例同时介绍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的艺术管理专业方向中科目设置的核心内容和教学实践，当然我在这次发言时针对了现在艺术管理教学的状况，我的核心观点是—艺术管理要有政治诉求。 　　在一个仍然是行政一体化的中国，艺术管理学从西方引入中国后，必然会反映出旧有政治模式的对它的制约，而且在文化领域的政治管理模式仍然是旧的拖死新的时期，艺术管理很容易为旧有体制服务，然后以此为指导的艺术管理教学也很容易与这种旧有体制合流。 　　管理与管理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学科是研究管理方式的一门学科，这种研究包括分析，总结，批判，重构管理方式，就以艺术市场为例—这是所有目前艺术管理系的重头戏—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艺术管理教学不是艺术市场学，而是讨论艺术市场的管理模式，艺术市场的实践是在市场学领域而不是在市场管理学领域中，就像拍卖行的假拍是市场，而艺术管理要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假拍，如何制约这些假拍。扩大到整个艺术管理学科，我们的艺术管理到现在为止还谈不上管理学研究，因为管理学不仅仅是一种流程，流程只是结果，艺术管理要研究的是这种流程的正当性，甚至于这种流程中的法律上的正当性。由于现有的艺术管理还没有这些课题，或者说根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艺术管理教学中的内容，以至于这种教学差不多将兴趣局限于拍卖行，将艺术法简化到知识产权法。 　　本来，西方的艺术管理教材（其实只是某些著述，不是中国概念中的教材）仅仅是中国艺术管理教学建设的参考资料，能列举出来的教材至少在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学中已经陈旧，而且从现在的中国状况来说，西方的那些艺术管理教材会僵化中国艺术管理学科的思考方式，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艺术管理还停留在管理科学之前的行政化阶段，还需要艺术管理改革。而相比较西方，它们的艺术管理系统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有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和社会制度基础，当然他们只需要从事艺术管理的内部研究（暂且这样称法），比如，西方的艺术管理有专门的募款一项，但与这种募款配套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赞助非营利项目的减免税政策和高额的遗产税，以至于艺术管理中的募款就不再需要研究政府如何通过宏观调控建立这种减免税制度，只需要研究如何用公共形象去募得更多的款项；还比如，西方的艺术传播中的表达自由受宪法的保护，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任何传播都是不能受到干涉的，这样对传播来说就可以研究传播的具体方式，再比如美术馆的展览，只有到了不受行政的干涉，美术馆才可能回到真正的学术管理。更大的区别是，西方有艺术理论和批评的独立性和主导性，然后才有当代艺术馆、国家艺术政策和国家公共财政拨款的科学性，艺术市场的稳定不是光靠画廊和拍卖行，更需要的是非营利领域的指导，只有有了非营利机构的稳定性，才可能有稳定的和向学术的方向发展的市场。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艺术管理教学是用管理来促进艺术的发展的，所以它首先是艺术教学，然后才是管理教学，即有什么样的艺术，才会思考有什么样的管理。同样的美术馆，收藏古典艺术的美术馆与收藏当代艺术的美术馆，其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尽管西方艺术管理教学可以重在管理，而且可以将艺术管理专门化，但在中国，由于缺乏艺术管理之前的各方面的基础，包括艺术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基础，而决定了我们不能仅仅用西方的艺术管理常识来介绍艺术管理，我们要做的事是，首先要让艺术管理成为可能，即要形成艺术管理的对象，比如艺术管理中有非营利艺术空间的内容，但中国没有一个空间能称为非营利艺术空间，中国的美术馆也没有一个可以称为真正的美术馆的。或者我们首先要讨论艺术与艺术管理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在全国高校艺术管理教育年会上的发言，其实就是讨论了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管理的关系。 　　举例来说，2005年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办的“亚洲交通”展中，有一件金锋的作品《秦桧夫妇站像》，一展出就被认为有问题而勒令撤走，然后政府下了一道文件，规定这件作品不能宣传，否则的话就按编辑事故处理，举这件作品已经最好不过地提出了很多艺术管理上的问题—美术馆的展览自主性如何体现？国家艺术政策如何制定？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和评论家的言论如何得到保障？说到底就是如何在法律上体现艺术权利，我将这些问题称为艺术管理之前的原理性思考或者是艺术管理的基础科学。而我对这些问题的部分研究也在《艺术、制度与法律—中国与国际交往的结果》和《怎样对待权利：行为艺术与法学评论》两本书中（“雅昌艺术网”王南溟博客） 　　还是回到四川美术学院，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些特殊问题，这些特殊问题都是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交往以后的结果，为此，艺术管理教学是要更合理地建构自己的艺术管理教学系统和立体式的课程结构，除了艺术的基础课，即艺术史课程外，主要是当代艺术理论和评论，展览策划和艺术制度，艺术制度中着重艺术机构、国家艺术政策和法律。课程的范围是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这种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即在中国发生，也在西方发生，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西方的问题，比如西方的策展人制度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去面对它，它对中国策展人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学更加地偏向于假设性的讨论，即面对这些新的艺术和新的艺术事件，我们如何建设艺术领域中的新的管理制度，甚至是当代艺术中最前沿的和最把握不准的部分，我们如何思考用理论去作出必要的价值判断，以至于这些专业课程的设置都是从中国的问题情境出发，而不是从陈旧的知识中去寻找，这样，当代艺术理论与艺术管理是互动的关系，也是让艺术管理回到艺术的最前沿处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即这种艺术管理首先讨论的是，什么样的艺术制度更有利于艺术的发展，这种讨论就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学科了，它是源于艺术学科，而与政治学、法学、宏观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是共生共长，艺术管理教学要讨论的问题也是政治学、法学，宏观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仅仅知道什么机构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哪些法律条文是必须要了解，艺术品是如何经营的等等已经为社会给定的手法。 　　与所有的管理教学一样，作为艺术管理学科也面临着管理学中应用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例，当前的艺术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于是旧的行政化体制与新的艺术发生着冲突，也因此管理教学肯定会涉及到艺术体制的改革问题，假如说放弃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思考，而是就管理谈管理，那么，管理系的教学容易成为工作技能培训，而不是管理学科的建设。所以，在艺术管理开始成为高校的教学内容以后，理论教学才是它的基础，在理论教学中，就如何建构一个公正和正义的艺术制度，政治哲学才是最基础的教学，尤其是当代艺术领域，因为所出现的艺术是新的，所出现的问题也是新，然后讨论这些问题时的知识背景更是新的，必然会导致原来的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不再有效，而理论的前沿性思考成为新的艺术管理学科的核心，这种理论与其是讨论艺术如何管理，还不如说是讨论，社会如何改革，因为一个艺术制度与它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联，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制度，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一点，否则的话我们的艺术管理搞得再好，也最多是完成了一项庸俗艺术管理学的工作，而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只是让人在这种艺术管理中通往奴役之路，而不是通往解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