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请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谈谈如何看待刘开渠先生他们这一代人。

　　戴：刘先生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既关心社会的进步，又关心艺术本身的问题，在他们的事业当中，这都是分不开的。后来，往往艺术家就更关心艺术语言的问题，艺术本体的问题，而关于社会的问题都是多余的。刘先生他们的人生是完整的，整个思路可以从艺术到社会完全相互映照、相互融合，上升为一个社会的层面，这一点我觉得只有在事业的开拓时期，大师们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后来变成了一种狭隘的东西，就容易把行当看得很重。刘先生既能搞架上雕塑，也能搞纪念碑雕塑。现在有些人一看，就认为这完全是两个专业了，可是刘先生他们就可以结合得很好。在不同的题材上会有一些轻重的变化，这一点非常好。

　　近些年以来，总是有蔑视“宏大叙事”的观点，但是实际上不论大题材还是小题材，这都是真实的艺术家的人生，他的精神世界里既包括大题材，也含有小题材。像刘先生这一代人是属于在中国奠定了近现代文明基础的人，他们是开拓的一代，没有受到后来对于各种分工的局限，他们的人格是完全坚强的，眼光是开阔的，永远是我们后来人学习的榜样。

　　一个艺术家除了自己搞个人创作之外，总是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的。但是能不能都达到像刘先生参与这么多、这么大规模、这么有深度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就难说了。总的来说，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会对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使得人的质量、精神生活的质量、包括眼光、指导他的作品的风格就不会满足于沾沾自喜，或者是有一些小情小曲的小技能上的得意之笔，他的整个作品会落落大方，有一种精神厚度。

　　访：纪念碑的这种创作形式，是以纪念性为主体的艺术创作形式，是属于大型的公共艺术的主要核心。您如何看待刘开渠先生的纪念碑雕塑?

　　戴：我认为纪念碑这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在发展的社会里是民族时代艺术的主干之一，不能轻视。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一些自觉的艺术家在做。要想做得好，就应该真正由那些在这方面有切身体会、由衷之言的人来做。刘先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他当时的进步思想的血肉关系，使得他在做这种题材的作品时，就是他的由衷之言，就是他自己的人生感悟。可是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在一面做雕塑一面说是活儿，他的作品其实已经就没希望了。大家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技术的完整性，叙事的语言肯定完全跟刘先生的作品没法比了。看刘先生的作品能让所有的观众都感到自己能从自己琐碎平庸的生活当中，看到精神上还有另一种境界，很值得我们相信和敬佩。

　　访：您对现当代艺术怎么看?我们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他们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

　　戴：我对现当代的东西是挺有信心的，无论是画画，还是观念，都很有意思。而且这些东西看起来表面上好像变了，但其实里面有中国人的“气”。　　

　　2008.4.17

　　(戴士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造型艺术学院院长)

　　(访谈由久画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