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你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又留校教学，并且担任雕塑系主任，刘开渠先生也曾经在中央美院任教，担任副院长，你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请谈谈你对刘先生的感受。

　　隋：我对刘先生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他作为中国第一代雕塑家，影响了后来很多的雕塑家。抗战时期的《淞沪抗战纪念碑》、新中国之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82年开始倡导城市雕塑建设，这几个重要的事件他都是开创者，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社会的贡献。其实我跟刘开渠先生只有一面之缘，当时我们有三个人被城雕委委派去日本参加一个户外雕塑的活动。那时刚工作两年，也是我第一次出国。临走之前，城雕委特别安排我们去刘老家见面。有两个事情我印象很深，刘老跟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没有机会做雕塑的，正好是战乱。虽然我去法国学了雕塑，但是没机会用，很多精力都白白消耗了。你们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家有这个资金为你们创造机会，你们是幸运的。”我觉得只有一个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才会有这种体会。另外一个是关于城市雕塑建设的问题，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直接问他：“刘先生，我觉得城市雕塑好像不像想象的理想。”我忍不住问他，他笑了笑说：“城市雕塑在之前的中国没机会发展，但是现在改革开放，有机会了并且有需求，再加上各地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支持，你们是有舞台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我们的积累确实还不够，雕塑家经验不够，政府和社会、群众积累也不够，怎样算好雕塑也不清楚，但是我们要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学习。为了让这个运动推进得更快，我们就要多去做。以我的经验，这个事情会越做越好。从雕塑家来说要积累经验，慢慢成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从社会上来说，大家见得越来越多，就能学会甄别好坏，然后去尊重艺术规律。”这些话说服了我，也体现了他长远的眼光。当时刘开渠先生已经快90岁了，我刚刚30出头，从中就感觉到他生命的经验和经历，以及看事物的眼光，让人很服气。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第七任雕塑系主任。刘先生他们留法的这批如果算第一代的话，傅天仇他们就是第二代，然后钱先生是第三代，那我就算是第四代了。实际上我是在享受前面三代前辈的遗产和恩泽。刘先生他们第一代留法的人，他们把整个法国或者欧洲的学院系统带来中国，建立起教育系统，并且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不断调整。当我来接受教育的时候，这个系统已经很完整了。

　　从教育方面来讲刘先生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这种系统带回来，建立教学体系。招生，把课程制定下来，然后一代代传承下来，一直到我上学的时候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另一方面他还要给学生创造与社会接触的土壤。如果你教出的学生到社会上去，没有工作，社会上不需要这样的人，那这个教学就是失败的。其实作为开创者，刘先生他们坚持这两点，一个是要把学生教出来，另一个是要开拓一个平台，并让社会接受。这两方面的事情刘先生这一代人他们做得是最精彩的。像刘先生在1934年做《淞沪抗战纪念碑》，50年代初做《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两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教学之外开拓雕塑阵地，向社会呼吁、认识和接受现代雕塑的实际行动。在上世纪初，中国如果纪念一个事件或者人物，没有中国雕塑家可以做，只能由法国或者意大利的人来做。因为中国那时候只有做寺庙里的菩萨或者陵墓的狮子那种雕塑的实践，与现代社会是脱节的。刘先生是中国艺术家中第一个站出来做纪念性雕塑的。从今天看，意义非常深远。这让整个民族看到，中国是有雕塑家的，我们有这样的人才并需要这样的人才。它不只是纪念碑的问题，它还向社会宣布我们有中国自己的雕塑家，并且能为中华民族做事情。到50年代的时候，刘先生他们做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是要告诉老百姓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说呢?发表社论、作报告，怎么说都是抽象的。这个时候艺术家通过各种艺术作品告诉老百姓什么叫社会主义，当然有电影、歌曲、戏剧、绘画、雕塑等等多种形式。雕塑家可以为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塑像，区别于以前只能给神仙、帝王将相塑像，就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的一样，历史的舞台被他们给占据了。中国现代的雕塑家出现的时候，他们告诉全社会，这个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包括做人民英雄纪念碑，把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用石头刻出来，告诉整个社会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这座纪念碑就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认识了雕塑，接受了雕塑，让社会主义的概念形象地再现出来。刘先生的贡献一个是对学校的建设，一个是面向社会的创作，所有这些都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打下了基础，开辟了战场。

　　访：在今天的环境下，当代艺术已经在中国基本上成为主流，但是参差不齐，现在再回来看刘开渠先生的东西，与当代艺术也并不对立。通过“回望·反思·重读经典”，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或者可借鉴的?您认为作为一个最优秀、最前卫的艺术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隋：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刘开渠先生这一代人和作品，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今天你会觉得做一个头像、人体或者浮雕，不是太容易了吗?只要通过学习就可以做了。可是当年在刘先生他们做雕塑的时候，他们是革新的一代。当他们出去，到欧洲学习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一说雕塑，就想到神像、石像，建筑上的木雕和砖雕，没有一个活人会做像，因为老百姓认为一塑像就把你的魂勾走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能接受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让人焕发出面临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才出去学习。那个时候他们绝对是创新，也是顶着世俗的压力，就像20年代刘海粟画人体被军阀到处抓。今天我们所谓的“保守的艺术”当时面对的社会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就是现代艺术了。从这个角度看，刘开渠先生绝对是前卫艺术家，你要把他放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看，他不是在法国。我们今天很多事情要强调中国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文化背景，你才能把事情办好，就是因为不能脱离开时代的背景看事情。其实中央美院是最革命的，当年建立的时候跟世俗社会已经有很大的距离，它有新的系统。如果你要看中央美院的教学系统，不能跟社会取平，必须是社会的前导，才是一个合格的文化院校，产生精神产品的机构。如果老百姓自己都明白，要你干嘛?你不可能让艺术家和所有老百姓在同一个层次上想问题。现在我做艺术，我自认为我还有点新的东西，其实我也是在发扬传统。这就是我从老前辈手里接过的最珍贵的一套东西，如果没有这一套，可能我也不做艺术了。今天我选择做艺术，是因为它最吸引我。我们现在看刘先生这一代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关键是怎么去看。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不了解中国的现代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以为现代艺术就是昨天哪个人说了一句话，说“现代”，那就太幼稚了。所有的东西都是逐步积累，一代代传承并开拓才发展起来的。就好像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在很火，但是这个“火”是正常的，为什么说它正常呢?有人说是泡沫，我觉得它也正常，其实不管市场价多少，它肯定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不见得是肯定某一个人的。它认识到中国艺术是一百年的历史，是从20、3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经过了一代代的开拓。一百年的发展值这个价钱，是有价值的，我的作品或者任何人的作品都是在这个系统中受教育、学习积累，一代代人的经验到今天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树根，今天能结什么果?这样来看问题的话，当代艺术的繁荣一点都不奇怪，你要看到它是对中国这一百年文化革新进步的一个承认。

　　访：像刘开渠先生这一代人，对于现代艺术并不排斥，他们的心胸很开阔，您怎么看他们对现代艺术的包容?

　　隋：我认为做一个真正的前卫艺术家，应该要心胸开阔，并且善于从历史中看问题，才能发展得更好。没有一种艺术是靠眼光短浅发展起来的。每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一定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也得有自己的经历，靠自己去悟。像刘开渠先生留下来的一些遗产，就需要去发扬传承。

　　其实，一方面当刘先生他们从国外回到中国时，就开始挖掘、发现和整理中国本土的文化。像刘先生刚接过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任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雕塑家们去考察研究中国古代的石窟、寺庙等雕塑。他有意识地去学习传统，搜集整理传统，为后来做铺垫工作，这是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发现、挖掘和重新认识，甚至在今天我们发扬光大，都需要一代代做下去。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强大了，心胸更开阔了，更能坦然接受现代文明，让自己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同时还要把自己的传统挖掘出来，而且让它可以在今天的环境下获得生命，并将其中可以重新发扬，重新认识的因素都充分发扬出来。这样，一方面不断创新，一方面不断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才能更加丰富。这些工作从刘开渠先生这第一代人开始，一代代的人都在做，我也会用今天的全部学识去面对中国的本土传统，去挖掘它的价值。只不过我们用的是自己不同的方式，但都要利用所处时代的背景。还有需要我们去做的工作就是艺术永远不要脱离社会现实。老先生们从法国带回来并建立起来，之后做的工作都是如何把艺术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现在学校需要多做些工作，就是你如何跟社会现实紧紧结合，反映社会现实，让社会感觉到我们这个学校是敏锐的，对社会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社会开放了，一些特别聪明的人才，特别发达的媒体都已经超过学校的敏锐度了。往往社会上真正前卫的在商界、在新媒体这些领域。在造型艺术方面，自己感觉挺好，其实已经被社会远远甩在后边。作为一个学校、一个教育系统，应该能看到这一点，抓住机会获得能量，利用今天社会的能量去发挥。一方面能培养有用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才能与社会紧密融为一体。现在的学校与以前有什么不同?社会环境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学校应该怎么办?这是作为教育者、作为艺术家都要考虑的问题，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看，这样才会成为好的接班人。

         2008.4.17

　　(隋建国，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

　　(访谈由久画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