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常常做梦，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导演、文学家、画家┅┅。倏忽间，人过知天命之年，梦境中时常出现的是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父老乡亲，亲朋好友。这些梦时常交织在一起，似乎既清晰，又遥远……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我出生在——金华。这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三国时期置郡始名东阳，“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骆宾王、五代书画家贯休，近代山水画家黄宾虹等就诞生在这里。小城虽不算富裕，但却风调雨顺。尤其那许许多多大自然优美的景色，常使我激动和陶醉。婺江水自东而西流经整座城市，江对岸有一排婀娜多姿的杨柳树，还有青翠欲滴的毛竹园。少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夏天在江中的嬉戏玩耍：捉小鱼、摸螺蛳、逮知了、打麻雀……
    我念的小学是现在金华“侍王府”纪念馆所在地。那时叫“塔下寺小学”，后来改名为“建国路小学”。校园中最吸引我的是后厅里二颗高耸云天的古柏树，还有礼堂中几块木板锁着的石碑。无事时，我常与小伙伴们一起爬到校园对面的“八咏楼”上，远眺蓝天白云和银色的江水。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就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写出“气压江城十四州”的著名词句的吟诗楼。也许我是受了大自然之美的熏陶；也许沾了这些风水宝地的文化灵性，也许是受到了母亲艺术审美的启蒙，自幼，我迷上了绘画，七岁那年，面对大自然的第一次写生，白色的纸面留下了我稚拙画笔的痕迹，那一刻是多么的激动！似乎天地间只有画画才能慰籍心灵。从那时起，我开始编织当艺术家的梦。
    记得有一本家藏彩色版的《丰子恺漫画》，还有几本油画和国画集，那些诗情画意的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常常把江面悠悠驶过的木船想象成俄罗斯画家列宾《伏尔加河船夫》笔下的大货船，白帆片片，也带去了我许多童年的梦想。
    小学、中学时代，我碰到了许多美术老师，他们都和蔼可亲。至今，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我在内心深怀感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断鼓励表扬我。使我这颗蕴藏的艺术细胞能够发芽成长，艺术家之梦得以延续。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刊头，成了我的“用武之地”，这些涂鸦倒也赢得了周围许多人的喝彩。我画的一些“伟人像”、“英雄人物”，常常挂在校门口的一块墙报上，每当这时就会有老师的鼓励和同伴们的赞语。于是，我对美术的爱好与日俱增。那时，最向往的一件事，就是能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绘画作品，把名字变成铅字。于是我拼命投稿，记得北京有家杂志社，叫《北京少年》，也许有感于我的虔诚，给我寄来了几本他们编的杂志，并附有编辑鼓励我的几行文字。我倍受鼓舞，继续发奋画画，不断投稿，然而这个梦始终没有圆。除了画画以外，我还拼命读书，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凡能够借到的一切小说、诗歌，剧本都一股脑的读。原本只是为了消遣，但无意中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热爱和打下了文字的功底。其中普希金和泰戈尔的诗歌催发了我抒情、优雅的文化气质。小学四年级，我写过一篇模仿报告文学体的作文：《战天斗地——记东郊第五生产大队学大寨的事迹》，好像有上万字，被作为范文刻成蜡纸油印，并得到过校长的好评。另一篇学哲学的作文《存在与熄灭》，还被市里选中，成为“讲用团”的成员，在整个金华地区巡回演讲。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我只身一人到杭州舅舅家学习素描，他是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系的教授，从那时起我的绘画步入了正规。初中一年级，我开始搞木刻创作。自己动手构图、刻制、印刷，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稻香时节》、《假日》、《又是一件好事》等作品，第一次被选入地区一级的美展，当时年仅13岁。后来，我又迷上了国画，读高中时，国画工笔人物画创作《试讲》，参加了省级的美术作品展览。在创作的实践中夯实了绘画的基本功，热爱艺术的心更一发不可收了，每天沉浸在艺术家之梦中。初中考高中是文革时期唯一的升学考试，记得作文考题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里》，倒叙、顺叙、插叙是我的拿手好戏，在文章末尾，我还模仿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抒情排比句，这篇作文名列金华地区第一名。那时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做艺术家的梦，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1975年高中毕业后，小学母校让我去做代课教师，先是担任全校的绘画教员，后来他们觉得我的文学底子不错，又教了初中部的语文和政治。除了画画之外，我刻苦地锻炼身体，每天坚持洗冷水澡，目的是磨练自己的意志。边教书，边学习，为梦想在苦苦奋斗，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仍然感到前程渺茫。于是1977年，我主动要求下乡，插队落户在浙江兰溪马涧区的一个小山村，离我的老家水阁乡只有几公里。
    在启行的前一天，我写下了一篇日记，记得最后的一句是“我要像高尔基那样走向人间！”我插队的那个乡叫柏社，这里是梅溪的中段，弯弯的河道旁有几棵高大耸立的柏树，乡名也许就由此而来吧。景色秀丽，但生活艰苦。很多农活又重又脏，劳作一天只有几毛钱。每天收工结束后，我拼命地画速写和素描。我在那里生活了2年，大概是因为有点文化和工作能力，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委，期间换了许多岗位，很忙，绘画更成了我的精神寄托和未来的梦想。1979年返城，到金华汽车站工作，我边上班边画画。期间，有一幅题为《春醒》的国画作品参加了省首届青年美展，对自己的鼓舞很大，觉得艺术家的梦想在频频向我招手。然而，高校招生制度恢复以后，我连续拼搏了几次，都失败了，良好的感觉被考美院的挫折彻底粉碎，梦想似乎就要破灭。一次次，我踽踽而行，终于在即将超龄的最后一年考入了中国美术学院，由于学业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本以为梦想即将实现，可以喘口气了，但紧着的是承受事业上的更大压力。我常常有危机感，时光飞逝，更觉路途尚远，不容闲暇，于是，在这个知名度颇高的学府里，我默默地耕耘。
    我画水彩，纯属工作需要。由于当时系仅有的几位教水彩画的老师，有的退休、有的出国，这门课出现了空档。我服从领导的安排，独立承担起了水彩画的教学任务。为不误人子弟，我刻苦钻研，对该画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实践。这些年来，偶有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失败的苦恼，我常常被许多问题困扰。与许多同龄人相比，我实属笨人。但我深知笨鸟先飞的道理，在事业的道路上，我日夜兼程，从不敢懈怠。因此，许多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有的被文化部选送出国展览、有的获了奖、有的被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还参加过许多国家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记得第一次送展是一幅名为《秋水》的水彩画作品，首战告捷，不仅入选“全国七届美展”，而且还被美术馆收藏。之后，又有多幅作品被选送欧美等地展览，并都获了奖。这样，我对水彩画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几年下来，竟获国内外美术权威团体颁发的各种奖项十余次，发表作品近千幅，论文四十余万字，出版专业著作17本。尤其1996、1997两年，是我的幸运之年，由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举办的“首届全国水彩画艺术展”，和中国水彩画协会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水彩画大展”，我都荣获了展览的最高奖——金奖。连续两次获奖，使我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因为这在美术界并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绘画创作实践和绘画理论的研究的同时，我还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1987年起，我担任了浙江水彩画家协会的秘书长，协助会长参与策划了在杭州连续举办的6届中国水彩画大展，以及之后的“首届中国水彩画高级研修班”。
    2002年，我应俄罗斯文化部和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的邀请，赴俄国、法国举办个人画展和艺术交流。从伏尔加河到涅瓦河；从塞纳河到莱茵河..每天的脚步在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家之间徜徉。异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开拓了我的情怀和视野，流连驻足间，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观念有了种种撞击，促使我对艺术、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在水彩画这方天地里徜徉、追求和开拓的同时注入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重画面本身的情趣、韵味、节奏，使它的语言变得更为丰富、自由和民族亲和力；在题材的选择上，我把精力放在人生、时代的思考上；在意境追求上，我崇尚“诗化性”哲理的升华；在创作意识上，我注重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在技法处理上，我整体推进，一气呵成。试图将东西方文化思想在这里得到交汇，我在这方天地里流连忘返。我常常在追问，人类为什么要画画？绘画的本质是什么？自己的语言面貌是什么？应达到怎样的学术高度？我，不断地在思考，并用文字的方式作记录。因此，有了2007年16万字的理论专著《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国当代水彩画研究》的问世；而在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创作处的工作阅历，让我的视野辐射到更为广阔的领域。于是，又有了2008年14万字《绘画形式语言研究》的出版。2009年底，又受中国美术学院的派遣，到《美术报》担任副社长职务，在我面前又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任重而道远。
    我始终认为画出好作品是一个画家的天职，在浮华的尘嚣中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定力。我努力着，企望色彩化做心韵，伴飞云歌唱；画笔溶为深情，和远山呼唤，在光色协调中获得精神的陶冶和寄托。说心里话，有时也觉得高兴，因为苦斗多年之后，终于有了点点青果实。但我并不轻松，仍承受着许许多多的压力。获奖，出书，并非是我的终极，至今，我当大画家的梦才圆了一半。到达理想彼岸的路依旧遥远，我，心态平和，目标明确，亦会一直奋进。

                                                                                    蒋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