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蕴华

    人生旅途中，总会碰撞如意不如意的事儿。好事是幸运，坏事为厄运，似乎在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有人说这是一种缘，也有人讲这就是命。

    在我年轻时，碰上了“运动”的年代。一九五四年，刚走出校门，我被分配在金坛县当教师，就被卷入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漩涡。因为我算有一点特长，一年后就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处处爱占个理字，吐个实话，爱憎分明。岂不知在社会上，有时有理却寸步难行。一九五七年政治风云突变，党进行争锋“反右”。运动中，我讲了几句大实话，差一点就划成右派。不幸中的万幸，大概因为年轻不知天高地厚，领导宽宏，从轻发落，内定了一个中右分子。“反右”以后，一九五八年又搞“大跃进”，文艺界也不例外。当时，江苏省在扬州高邮办了个文艺学校，有音乐、美术、舞蹈等班，学员多为全省所选的农村青年，亦抽调少数文化馆、站干部、学习时间三个月。教师由省群艺馆、美术馆等单位抽调，另外借用了部分由国家文化部直属机关下放在高邮农村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艺术家。

    我家庭出身不好，又加一个内定中右，显然属“另册”一类。俺理，这种机会是落不到我头上的。但那时，文化馆无其他业务人员，无奈遣我滥竽充数，既带同县农村学员，又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金坛几个学员分派在艺校高邮分校，其实学习美术专业只一个多月，其余时间为社会实践。在老师指导下，大伙在扬州城内的大街小巷，凡是见到白墙，就涂个壁画，放“壁画卫星”为“大跃进”歌功颂德。

   就在这三个月中，我有缘结识了沈鹏老师。他那时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不久下放高邮农村劳动锻炼约近一年，后调艺校担任辅导员兼文艺理论和政治教师。同时任老师的还有林锴（教素描）、费声福（教创作）等等。当时一切讲速度，基本功还没练几笔就开始创作。绘画也要大跃进，这叫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天等于二十年”。在我印象中，当时的沈鹏老师是二十七八岁的文弱书生，一双深度近视眼镜，头上戴着顶有鸭舌的解放帽。上课时谈如文雅，才思敏捷，很善辞令。他从不张扬，总是以提问的口气由浅入深，充满哲理，讲到要领出，在黑板上书写一手好字，这些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一个基层来的土包子见到北京艺术家，心中说不出的喜悦、尊敬和崇拜。何况政治上难有出路的我，对心爱的美术专业是那么痴迷，惟拼命努力，才有前途。由于我学习认真，成了业务骨干，自然与老师联系就多了，我比沈鹏老师小四岁，大家都很年轻，又是同乡（他出生江阴，我出生在宜兴，同属无锡市），家庭出身且都不好，所以很容易走到一起，很投缘。记得当时课外活动，有节目排练，也有晚会，当然都要结合当时的政治中心进行宣传。我不爱唱歌跳舞，但会演奏二胡。沈老师也喜音乐，能吹笛，林锴老师则哼京戏，拉得一手好京胡。在那特殊的年代，能相聚在一起谈论艺术，有时合奏一曲，是非常开心的事。林老师是杭州国立艺专国画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国内已颇有知名度，所绘宣传画、连环画出版很多，特别是他用中国画形式创作的连环画《三岔口》，很有独创性。沈鹏老师介绍此作时绘形绘色，用生动的动作来演绎作品中武打场面，至今记忆如昨。

    在高邮艺校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惟一进行美术专业训练的时期。在沈鹏、林锴等老师的熏陶下，初步了解艺术规律，我的学艺由自发的爱好变成自觉地行动，坚定了终生为艺术奋斗之决心。然而好景不长，来去匆匆的三个月，很快流逝，以无奈而伤感的心情与沈鹏等老师分手。他们回了京城，我则带着做艺术家的美梦回到了基层。天各一方。到单位不久，不但专业被废，还一下子被下放到叫塘村的地方，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美其名曰锻炼。整整一年，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时农村正进行公社化运动，吃大食堂，又碰上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菜，人饿得脸黄肌瘦，皮包骨头。一年后，我被分配到“整风整社”工作组和“四清”工作队，从金坛到句容，溧水等县的边缘山区，一干就是六年多。那时的年轻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如同宗教徒一般虔诚，只要有利于思想改造，再苦再累也不在乎，争取脱胎换骨，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在农村漫长的时空中，过着“三同”和“四清”艰苦紧张的生活。成天开会，抓阶级斗争。注视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新动向，揪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很少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我忘不了艺术，忘不了做艺术家的美梦。沈鹏老师给我艺术理论上的教导和实践上的指点，深刻的影响着我，抹不去，丢不掉。我经常偷偷带上画笔，巧妙地安排有限的时间为贫下中农画像，画速写。领导我的那个工作队队长对我不错，他不但没批评，反而给我很多支持和鼓励。贫下中农看到我为他们画得像，很惊讶，也乐意配合做模特。那时我画了上千张速写和素描，经常挑选一些好的挂在土屋里，比较优劣，自自我欣赏。看到作品的进步，心中的欣喜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可惜这些作品在文革之初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漏网之鱼“少得可怜矣！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思念北京的沈鹏老师。直接与他联系是不可能的，偶尔有信札来往，也是凤毛麟角。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一阵狂飙席卷全国，我们这些搞运动的“动力”一下子变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又成了运动的“阻力”。工作队全部撤销，因为我是普通队员，不是运动目标，又回到文化馆搞起文艺宣传的老本行。文革初期，宣传活动特别红火，大字报铺天盖地，展览会接连不断，什么“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歌颂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抓革命促生产”等形式，大多以绘画、摄影、雕塑、美术字等展示。我是搞美术的，画画设计任务特别重，虽然谈不上是自己心爱的艺术创作，但总算可使自己痴迷的艺术有了用武之地。为了提高展览的质量，我可名正言顺地公开学习美术的基本技法，不用担心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到了“文革”的中期，对****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疯狂迷信的程度，什么“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大搞“红海洋”，处处画巨幅毛主席画像以表忠心。为了画毛主席像我有缘接触油画，边学边用，“急用先学”，从金坛画到南京。记得南京军事学院邀请我作画，一次就画了七幅，其中最大的一幅毛主席画像，高5米、宽12米、竖在富贵山上，真够气派。现在想来当时的“创举”真不可思议。然而这种算不得艺术创作的活动，却锻炼了我的作画胆量，为我以后创作巨幅作品留下了经验和自信。由于形势的需要，各地美术工作者，经常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搞到最新最好的宣传图片资料，我这个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的土包子，又长期泡在农村，对美术圈的信息、关系，一片空白。我惟一只有在北京人美当编辑的沈鹏老师，能给我帮助。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请示领导同意，赴京“串联”。在七十年代的中期，实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进京愿望，拜见了多年不见得沈鹏老师。此时的他，已编辑过很多有份量的画册，为名家撰写了不少有很高学术水准的艺评，编辑之余开始研究书法艺术和诗词创作。由于他对工作的认真，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付出过多，加上当时物资短缺，身体一直瘦弱多病，看得出他能坚持下来。是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他帮我选购各种宣传图片资料，推荐绘画技法书刊，急我所用。从此，我们之间又“鱼雁”不断，谈工作，谈学习，谈艺术、谈师生情谊、谈人生的酸甜苦辣……从不间断，直至退休，一直继续着我们的两地书。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我深深地感到，遇上沈鹏老师是我的知遇。三生有幸。

   沈鹏老师不是画家，没有手把手的教过我美术技法，然而在我四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却一直关爱着我的艺术生命，支持着我不断努力探索，义无反顾的向前进击。一直能以老师、学长、朋友与我交往着。七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四人帮”垮台后，我的美术创作活动渐多，同时也搞了多次群众性的创作学习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也做起了老师，教了很多学生。但是油画、中国画、版画都搞，特别是民间剪纸艺术，培养了一批作者，抓出了成果，“金坛剪纸”被誉为江南一枝花。沈鹏老师给我出了不少点子，解决学习资料，并把作品推荐给报刊发表介绍。一九七七年由文化部和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建军五十周年全国美展，我的中国画“风雨为邻云作伴”，剪纸“江南抗日之春”（组画四幅与学生合作）双双入选。沈鹏老师得到消息后立即给我写信报喜，并作高度评价。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后，沈鹏老师陪我前往观看，当看到拙作和著名画家钱松喦的作品挂在一起，尺幅巨大，颇有气势，大家激动地心情难以言表。以后，此作为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解放后到“四人帮”垮台前数十年间，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美术作品一直是政治的附庸，从不讲经济效益，美术市场处于停顿。我家庭收入低，经济困难，大家的生活都处于低水平。一九七八年我寄了一些作品给老师评点，以求提高水平。沈鹏老师给我指出作品的优劣后向荣宝斋等处极力推荐，走向市场，那年我的一幅中国画“登攀图”就售得四十元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售作品，四十元稿酬相当于我当时的一个月工资，解我燃眉之急。一九八零年六月，由我组织辅导的金坛剪纸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文化部长黄镇、中国美协主席江丰等观看展览，作了好评，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十五分钟）进行播放，首都近二十家报刊进行报道介绍，展览引起轰动。沈鹏老师为此展出主意，广请名人等做了很多工作，没有老师的后援，我是不会有这样的胆识。一九八二年，我又组织金坛剪纸到广东展出，沈鹏老师热情洋溢地写信给广东美协主席关山月大师，推荐这一活动。我拿了引荐信，登门造访关老，他不但为展览提了展标，开幕时亲临剪彩，而且向媒体推荐，高度评价金坛剪纸，使展览又获成功，关老的出场这在广东是不多见的，从此我与关山月大师也结下了情缘。一九八五年，我的中国画个展第一次在江苏省美术馆亮相。沈鹏老师极力鼓励支持，为展览题写展标数张，由我选用。画展取得良好的效果，他又充满激情来信祝贺，鼓励我再接再励、攀登高峰。一九八七年我苦心经营，探索多年，创作了一批以云山，江南小景为特色的作品，到中国美术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展出。沈老师为画展题辞并重写展标，开幕时他和李可染、吴冠中、尹瘦石、邵宇等，亲临画展观看，深入细致的对作品品评，以上这些我的艺术活动都凝聚了老师多年的教导和心血。一九九二年，我在常州刘海粟美术馆负责筹建和征集书画工作，到北京请沈老师为刘海粟美术馆献墨宝。沈老师说：“海翁是德高望重的大师，我与他交往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此作一定要尽力写好。”同年十月，他寄来作品和信，诗是自作的，共两件，一件为第一稿，赠我收藏，一件给美术馆收藏。以后沈鹏老师多次为刘海粟美术馆寄赠作品，美术馆季芳亭的一付长联也是沈老师所书，为常州留下不少墨宝。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儿子周冰在小学培养学生创作剪纸作品，颇有成绩，组织了近二百件作品，在北京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举办展览，沈鹏老师在百忙中抽时间亲临展览开幕剪彩，并热情洋溢地为展览作了长篇题辞，祝贺展览成功，关心小学的素质教育，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同年，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叫诸葛丽娜学习书法很有长进，想求沈鹏老师题辞，鼓励后学，他很快回信寄奉。一九九四年，镇江市搞国际书法大展，沈鹏老师是活动的主评委，我们在镇江再次相聚畅谈，他兴致所至，即兴作诗，书赠芙蓉楼一首，以叙友情。一九九六年，老师作为全国政协视察团一员来到常州视察，我陪同他参加一些活动。在长生巷宾馆休息时，我们促膝谈心。他说：“蕴华，你现在退休了，一身轻松，完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我不行啊，有很多难处，我想静心写点书法作品都没有时间，你说我当这个书协主席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对他说：“这个位置名正言顺是应该你当的，这个‘代’字早就应该去掉了，不管从哪一方面看应该是顺理成章。”我又说：“你是有难处的，人事复杂，矛盾多，到了这个年龄，还要折腾着，不过，领导决定了的事，也无法改，一个人事业有成，要推上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一切听其自然。”老师听了沉思着，微笑着。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与儿子周冰赴京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并专程拜访沈鹏老师。电话联系后，他要我即去。午饭后一点钟，我们到了沈府，当时有解放军“总后”一个局的领导，和人民日报神州书画院的一位负责人已在，要见沈鹏老师，沈师母同他们交谈，向他们诉说今天已来了九批客人了，沈老师在休息，没有办法，他也要工作，想做学问啊，每天有不少应酬，没有正常人的生活，你们也要替他想想。就这样，好所歹说把他们说走了。轮到我们，师母与我们商量能否到下午五时再来？我说，是与沈老师电话预约的啊。沈师母说，这种生活没法子过，名人难当啊，他的身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上楼告诉他由他决定吧。片刻后，沈老师即下楼说，你们远道而来，没关系。就叫我们坐下，问来京的情况，我送了新出的作品集和带上的中国画新作图片等，请老师评正。老师一一过目，给我说了中肯的意见。也送我新出的多种版本的作品集，并要互相签名留念。另外，他又多赠一些作品集，签了名，给我回常赠送朋友。当时我还谈及把老师多年给我的信札结集出书一事，他沉思片刻说：“你看有必要吗？如果要出，你把新的复印件寄给我看看，然后你一定要写点回忆文字，我也一定要写，对这历年留下在纸上的记录作一点回顾。”同年三月，我把信札复印件资料寄奉老师，并请他为我书一嵌名联（该联由台湾楹联大师张佛千数年前所作）他很快写就寄来，并说此联做得甚好，信中写道：“笔纸俱佳，效果尚称惬意。”看了我寄给他的信札复印件说：“这么多纸上的记录，现在倒真觉得有点珍惜了。”……

    除直接言教外，沈鹏老师自我奋斗的历程也给我很大影响。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生中以坚强的毅力和意志战胜病魔。他出身不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经受了打入“另册”的滋味，从不消极，而是以最大的精力投入工作，为他人在“嫁衣”，取得突出的业绩，对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来抵消人为地偏见和政治上的误解。他的学习研究书法、诗词创作，大都是在“编余”进行，经历无数的“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摹、酣醉、无聊、不平……”“苦其心志”在书艺内外下工夫。他那不屈不挠、不断追求、不断进取，在多方取得成功的“强者形象”，一直是我的楷模，是鼓励我积极向上的榜样。这部信札集，是沈鹏老师与我长期联系的记录，所选的书信从一九七六年至二零零零年共四十封。是我们书信往来的一部分，其他有的在文革初期烧毁和丢失了，有的给朋友索要珍藏了。这些珍贵的遗存是我们师生情缘的佐证，结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人生的旅途中，人，有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但人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由思想感情的，还有更重要的事业追求，和精神需求，一个情字就维系着人间的喜怒哀乐，父母子女的亲情，男女之间的爱情，师生之间的恩情，朋友之间的友情，同乡之间的乡情……“问世问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个情字何等了得。人的感情产生过程或许与性有关，与人的生命延续有关，与功力有关。然而，一旦生情就不为功利所左右了，有时就可舍弃一切。我是特别看重师生的恩情的，因为老师不但无私传授知识，而且以人格的力量影响学生，终生受益。中国有古语云，“一日为师，终生有父”，“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一点都不错的。我是一个画画的，对书法只能算是业余爱好，最多算一个票友。虽然年轻时临过帖，在画上长期舞文弄墨，题画不少，但无多研究，更谈不上下了多少工夫。所以，对沈老师信札的书法价值，我就说不出所以然了。不过，艺术规律是相通的，我虽然不完全赞成书画同源之说，但对沈老师信札书法美的欣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喜爱。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就拿产生笔墨之后的书法而论，应该有二千多年了，而这个“笔墨”文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度，传统的“笔墨”文化实用功能方面要给硬笔、电脑取代了，可是，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个例外，是不会消亡的。它还会焕发青春活力，向多极发展，信札是书法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历代有很多著名书法大家在书法史上留下的精品，就有信札便条。“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发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为了一件琐事，提笔新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悬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镜一亮，却也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合生活的艺术化相融而依，一枝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和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余秋雨的一席话说出了我对沈师信札的评价，应该说是讲得很透彻贴切的。其实美在生活，美在自然，往往很多不朽之作不在苦心经营，刻意追求之中，而在率真天趣，平淡自然之时。沈老师的这些信札就是在这样的忘我状态下，把感情随意流露于笔端，这种特定心态下写的东西，把老师的“天分、气质、学样、书法的工力”等表达得淋漓尽致，只有这种时刻才能真正写出性情，风格和水平，才能真正看到“沈书”。

    这批信札的年代处于文革后期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到二十一世纪之初，横跨两个世纪，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具有文献性，从中也可看到“沈书”的演变历程。沈鹏老师是个诗人、艺术评论家、编辑出版家、著名书法家，信札文采书法俱佳，可以这么说，有的信札是书法中的“逸品”，恐怕是一点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