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蓝/文 祥惠/图
主持人语
近年荣宝斋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唐昌虎书法集》《唐昌虎书法选》等作品。作为巴蜀杰出的书法家,唐昌虎的书法深得晋人神韵又不失鲜明的个人风格;师古不泥,既有传统的文人风骨,又具有视觉张力。他提出了重要的“心相说”理论,认为简略的线条随着心相的驱使,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心正笔正,人正笔正。
本期嘉宾
唐昌虎,著名书法家。1944年生于四川大竹,书法、篆刻、书学研究独步巴蜀,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草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秘书长等。书法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行草书大展、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等多项全国性书法展事,先后被井冈山博物馆、陈毅博物馆、萧红故居等文博机构以及私人收藏。书学论文入选多种书法刊物。
采访手记
(2013年秋,成都)
别人怎么说实在管不了,但每每听到说自己是“巴蜀草书第一人”,对于这样的“被誉为”,平素闲散的唐昌虎总要正色纠正:“我写字早出道晚,名头响亮者多如过江之鲫,何必非要把自己与之相颉颃呢?”
我与唐昌虎先生约定在新华公园门口见面,我见不远处慢慢走过来一个人,穿一件厚T恤,身体壮实,花白短发,双目精光缕缕,估计应该是他。唐先生笑笑说:“走,到我家吃茶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猛然觉得这是赵州禅师最著名的禅语。对“吃茶去”这三个字历来也是见仁见智的,这“三字禅”有着直指人心之力。
昌虎先生的居室并不宽敞,客厅有一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柜、一个画案外加一排沙发,几乎再没有转身的余地。家里并没有悬挂自己的书法,这在书家当中颇为少见。谈到老家大竹,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大竹的破山海明(1597-1666年),那是一位明代高僧,俗姓蹇,法名海明,大竹县石河镇双拱乡人,19岁出家,长期在四川弘法,住持梁平双桂堂,使禅宗临济宗派在四川得以发展,其后住持的双桂堂被称为“西南禅宗祖庭”。在大竹一带,关于破山海明的传说很多,说他从来不晒太阳,还具有分身术,这分明已经是神话了。唐先生说自己一生与庙宇结缘,尤其与“双桂堂”因缘极深。
唐昌虎青年时节偶然见到破山的草书,那种“笔致飘逸有仙气”“腕底生龙蛇,妙擅钟王善”的气象深深打动了他。关于破山海明的书法,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曾写道:“憨山清后破山明,五百年来未见曾;笔法晋唐原莫二,当机文董不如僧。”对破山的草书,启功进一步认为,“不以顿挫为工,不作媚之势,而其工其势,正在其中。冥心任笔,有十分刻意所不能及者。”1980年代末,王诚麟参与整理、建立“双桂堂”碑林,那里立有唐昌虎书写的两块碑。唐昌虎说自己直接在石板上写,一挥而就,直接书写自己的诗作。“我在那里还见识了竹禅大师从杭州带回来的‘贝叶经’及玉佛,后被盗。多年后虽然破案,但文物已流失到国外,太可惜了。”
唐先生的草书,以数十年临池之精持,于书法之艺已深入堂奥、独出枢机,纵横笔意的挥写,流露的是个性的真趣,表现的是自然的理趣,从中可以窥测到他超脱淡泊的心态。以草隶体,化恣肆于简约,凝情采于蕴藉,最得《平复帖》之神韵。
在我看来,唐先生生于底层,精通世事而不屑于世故,又因长期躬耕于基层教育界,身在书法“界”之外,这些“不利”因素,恰滋养了他沉潜、淡泊的天性,促成静穆之中蕴含风雷的气象。一个真正意义的艺术大家,必然是造化多面的,他们不可能是单一领域的超拔者,那只是匠人,大师绝对不是“单面人”。唐先生在草书独步圆成之余,其篆刻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对我说:“这些不算啥子,我们摆一摆我一生中的老龙门阵……”
对话
以心相为形象,释书家之心道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
记者(以下简称记):唐老师的家世颇为传奇。
唐昌虎(以下简称唐):文学中的传奇是加工的产品,我的家世是原汁原味的传奇。我父亲原系黄埔军校学生,后到国民党二十九军供职,是一名副官。驻防宜宾期间,爱上美丽的母亲,彻底改变了命运。母亲比父亲小14岁,出身宜宾县大户,自然被反对。抗战后期,时局动荡,母亲卖掉首饰,换成1.7市斤黄金,与父亲私奔。他们经重庆回到父亲老家大竹,当时大竹有个地下党员叫周志金,是大竹银行的行长,还有一个姑爷叫孟浩然(孟清云),在杨森部队担任旅长,他们在当地很有声望,借助他们的关系,父亲在石河镇担任“麻袋征购处”主任,小夫妻才安顿下来。那是1943年的事情。
记:你父亲那时与范绍增的侄儿范南轩发生了摩擦……
唐:我4岁那年,父亲被范南轩派清河镇的人暗杀。当时父亲正在茶馆打牌,是“清一色”自摸,那张“三万”的牌还捏在手心,背后的枪就响了……弟弟成为遗腹子。后来母亲改嫁,但日子仍旧如履薄冰,最艰难的时期,母亲只好把弟弟送给他人抚养。母亲娘家是地主,父亲是军阀,所有天灾人祸都凑齐了。我是老大,必须承担母亲的命运。“文革”时,母亲被批斗,高帽子有一个小人那么高,斗完了,没事,接着劳动……在更长的岁月里,“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我深谙寂寞的味道。
厄运成就“一个很特殊的人”
记:你性格坚强,就是在厄运铁蹄下练就的。
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醒事早,我多少继承了家庭血脉里的好品质。我爱看书,《唐诗三百首》不光可以背还自觉去誊写。我8岁时读小学二年级,语文老师发现我的字写得好,尤其是小楷,我大受表扬。后来进入中学,有个老师叫沈名复,毛笔字极好,又有心得,我跟着他系统研习书法。临到考试,老师会叫我刻钢板印复习材料,当时学校所有的复习资料都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刻写。后来我进入大竹公学读高中,幸运地遇到了周稷老师,他是刘海粟的学生,曾任四川美专校长,我的书法在他指导下进步神速,那时临了大量“碑书”。我最初临摹赵孟頫的楷字,后来反复临摹柳公权、颜真卿,感受何谓“颜筋柳骨”。要从柳体中悟到骨力与骨气,从颜真卿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于遒劲与凛然中感受书法的筋力。
记:你在石河镇干了一辈子基层教育,听说还有一个“座山雕”的外号?
唐:我从不后悔这一清贫的工作,因为在我被批斗的母亲的土地上,我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扬眉吐气。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渴望成为一名云游四方的浪漫画家,但这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念头一闪即逝。我开始在大竹石河农业中学任教,后来当教导副主任,一个月后调至大竹石河完中任教导主任,后来任校长,现在那所中学学生有六七千人,教师300人。在那里我赢得了“座山雕”的绰号。弹指一挥间,四十几年的教学生涯过去了,我教过物理、化学、语文、音乐、体育,当然还有书法课。1984年,那时家中清苦,我上山砍柴跌了一跤,伤了右手,就开始用左手写毛笔字,我就这样“两手都要抓”,一个很“特殊”的人!这“特殊”绝非凸显什么过人之处,主要指我的性格、经历,以及与其他书家不同的曲折之路。
可以乐可以忧的世界
记:在这么漫长的修行过程里,你也写诗、从事篆刻,当时怎么想的?
唐:“文革”前后我的确存有不少诗作,后来一把火烧掉了。书法即写字,别人总不好干涉。一个时期,写大字报、大标语成为我的“绝活”,我成了“抄字公”。1970年我开始治印,逐步形成“古玺为中、汉印为体、精意为辅”的风格。你问到我学艺中印象极深的事,我告诉你两个梦,我这里还有日记为证。
记:与书法有关的吗?
唐:1978年恢复高考,我心动了,但我父母的出身又让我倍感压力,当晚梦见自己到了一个荒坡上,有一破庙,里面有一个老婆婆,问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考什么啊?这一问,五雷轰顶,立即醒了过来。我后来一直感激这冥冥中的提示。2000年,我深浸在怀素书法与日本诗僧良宽的笔法中,相由心生。一次与县教育局一干部一道去北京参加“千禧年书法大展”,列车上我昏昏然,梦到天门开了,看到一种神奇的草书图示,共有三张,非常清晰,我一醒来赶紧在笔记本上绘制出那三张草书的笔画。那时,我有豁然贯通之感。
记:一个人的个性是否具有生命力,在于是否意识到个性即灵魂的表现方式。
唐:我的“唐式草书”可以概括为“以精草为体,以章草为式,以篆书笔法为象”,我的草书是一个可以欢乐、可以忧愁的世界,甚至绝圣弃智,表达的是生命的沉醉与肯定……但这些又似乎与现实有着极大的距离。因为现在流行的书法,往往注重的是外在表现。
记:良宽曾说,平生最讨厌三样东西:厨师的菜,画家的画,书家的字。此中有深意,只为知者言。你研究良宽书法多年,从而探索自己的书法之路。
唐:中国书协副主席刘正成先生指出我的书法“与人不同之处,则是以渴笔作章草拙瘦而不飞……最得汉晋人气息。以草隶体……最得《平复帖》之神韵……蜀中多才人,又每不显于当世者多矣。偶有所现,又必名满于天下矣。昌虎先生以积年之学煎其基,又胸览天下,放眼寰中,名出蜀中,获誉当代必矣。”美誉多多,但他也点中了实质。
记:著名书法评论家刘墨等人对你的草书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你的草书具有明显的“逸品”气质。请谈谈你提出的“心相论”。
唐:书家表现出来的线条形态完全不同,近迹者象,是心象;不近迹者相,是心相。心相的表现,除了书写者本人的因素,还要受制于工具、材料、环境等诸多条件,要导善而用之,避害而趋之。我曾经从心、情、目、手、笔,谈到产生作品的风格、气韵,认为风格和气韵对心性的依赖,是书家本身气质所决定的,而心性的变化导致艺术风格的变化。我在《心性论》一文里提出,书法是以心相为形象,诠释书家之心道,表现生命个体之形式,并以性情展示书家之风采精神,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所以,简略的线随着心相的驱使,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如万钧雷霆,似毫发性命,它是可以代表书家的艺术观的……心相是人之相。心正笔正,人正笔正。
书法就是要认识自我
记:你如何看待目前四川的书法、篆刻?
唐:四川的书法水平以全国而言也属上乘,至少居于三四位水平。但是从全国书法展览、评奖角度而言,名次则大大落后,我以为这是评委的水准造成的。比如,何映辉先生的字,乃是中国书协领导层里写得最好的,他是真正意义的大书法家。四川的篆刻相对于书法更薄弱,但近年青年篆刻家逐渐崛起,比如宜宾、涪陵等地的篆刻水平,有些已经超过了成都。
记:如何看待目前的书法?
唐:大致有四类:一是书写型。大量的书写,生活、学习、工作中的书写。二是碑帖型。这种类型是在书体和字体完成过程中出现的,于是产生了法则。三是明清后的意象型。注重求势和取态,甚至逾越本体,这类写法至今不绝。四是心相型。书写时注意笔画的抽象表达,不刻意法度和态势的表现,笔随心灵感受而行。这四种类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们随书家的年龄、学养、社会阅历、艺术感受而变化。有的人一辈子不变,有的人时刻都在变。据说,王羲之也写不好第二本《兰亭序》,是他再也找不到当时书写的心境了。李叔同是写心相的,应该所感不同,所书也不同,但他后期的字也不变,静若处子,说明他心如止水。我近年在写《心经》长卷,一笔不苟,生命都融进去写。我写字,不跟时人较短长。无论哪种类型,变化的根本是自我的认识和转身。所以我不赞成趋于一律,书法,就是要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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