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能够把确定的方向、持续的探索和充沛的热情有效地组织在一起的学生不多，因此在众多人里可以让我留下印象的，就有大学时代的潘冠群。时间匆匆、白驹过隙，这个总是泡在教室里独自画画偶尔会提问的男孩子，如今已经开始在他自己的画室里工作和生活了。

与此同时，时间也带来了另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当代艺术以它新颖的故事和表述方式开篇立意，于精神领域展现了诸多的观念，开辟了想象和解释自身存在的意识框架、拓展了语言的方式和范围，然而在此之余，当代艺术也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因素，迅速地演变为一种商品崇拜，随着这一过程持续地被市场所推动，它自身也不断地扩大着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逐渐发展到难于抗拒。在这场集体的迷思里，那些当代艺术中的开篇故事和作品中的代理性标志似乎霸占了人们的心灵与视觉，令我们不能继续思考今天的现实与生活，找到属于个人的意义与可能，面对这一状况的弥漫，年轻人该如何为自己的艺术制定独特的理想、目标、路线和行动？

在问题呈现之时，我募然联想起朱大可在《文化吁天录》中谈到阮玲玉，她在电影中没有眼神形同虚无的样子，恐怕既是角色的演绎也是她本人的真切状态，其实在生活中并不缺乏各种丧失了精神自由的人群，然而真正无法忽视的是，在今天的艺术领域中，由于资本带动的生产方式及市场制度的建立，加上新的意识形态作用，会否再次形成人们探索和理解艺术的牢笼桎捁，以看不见的强大力量悄悄地投置精神和意义的巨大虚无？汉娜·阿伦特在著作《人的条件》中给出了十分重要的答案，她反复强调着人的开新（即创造）的能力，正是这种积极行动的能力才启示了人的自由本质。

内在的虚无是伴随着意义的消失而悄然发生的，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原子”般的个人，造成人与他人的隔绝，使人们共同生活的富有意义的世界消失。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瓦茨拉夫·哈维尔则更明确地揭示了故事与生活的同源性，后极权主义社会带来了故事的消亡，使得道德——意义的世界消失并导致生活的结束，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一角度，故事获得了它本体论意义上的内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标志，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存在的标志，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梦想的标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们拥有个性与梦想的地方，就有故事。热爱生活和热爱故事是一回事，想想吧，生活的精彩就在于人们拥有很多有差异的故事，并且自然的，理解故事中的价值意义就是保存生活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如果说现代艺术的绘画，由于放逐了故事、使得好故事缺席而表现了它的衰退，那我们就会很容易地联想到，为了精神不至被消亡和保存自由的意识，我们需要行动和从艺术的角度展开叙述，需要继续构思新的故事以面对不断延续的生活，需要从其中寻找各种值得去理解的意义。

因为喜爱故事及其意义丰富的世界，所以也就令我关注那些创造故事的独特选择。然而在今天采用一种古老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必然要接受这种方式所带来的挑战，显然它需要践行者拥有凝炼的思维和开新的创造，需要掌握和创新各种特别的技巧。

再见已经毕业的潘冠群，交流起来并没有从他身上看到那种缺乏行动的、内心囚禁式的困扰，只有一些实践细节的讨论（这一点并不出乎我的意外），因此面对作品我可以独自揣摩，当然这种揣摩经得起比原来更多的时间。在我的推测中，那个从深暗背景下走来的行旅孤寂的“带尖帽的人”就是他自己，然而我也无意将这样一种解释固定下来，毕竟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故事本身都有着一个开放的意义丰富的世界。

在更关键的时刻到来之前，我不由得再去思忖他那些新故事的命运，对于观众们来说，故事启示了怎样的人与现实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因为再独特的、个人化的叙述，也需要观众自己发现其中的逻辑并作出判断。还有那些暗隐的内容：国王和小丑，表演与冒险……，它们到底会对人们构成多长的吸引？当然，这全凭故事中的角色的魅力、以及无可预知的情节冲突的吸引力，但是其实它也更取决于故事的发明者，是否不怠地挖掘诙谐与智慧、从容和力量，去到人们的意识中去做到开新。当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做老师，没有可以讨论的课堂，也不会再有必须要面对的学生，只是想要和潘冠群本人再作一点未能尽言的交流，当然也希望今天人们能够通过各种方式重见生活的世界、重拾价值与意义，因而写下这些话也可以算作是为期待更多精彩故事的诞生而发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