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只有观点，没有内容，没有故事，什么都不值得说，现在之所以有人还愿意听我说，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太没有观点了。 　　 　　顶层画廊不仅是它自己的最终阐释者，也是我们这个矛盾百出的时代的最初阐释者。顶层画廊的叙事功能是任何别的画廊无法比拟的。它一定要进入历史，而且它已经进入了历史。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我穿过喧闹的上海南京东路?乘电梯直上先施大厦12楼时，出现在眼前的顶层画廊是一个青铜色的场景。其实，从开张到现在的两年时间，无论是在艺术圈或者普通的市民当中，顶层画廊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艺术圈的知名度要归功于它的主持人吴亮的独特身份：作家、艺术评论家、策划人和画廊老板。但是在大众中间，这种名声则更多地是来自于他们所策划的一系列派对：美女派对、肚兜派对、皮草派对、文身派对，包括刚刚结束的万圣节派对。这些派对总是能成为沪上时尚媒体的焦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顶层”应该是全上海，甚至全中国曝光率最高的画廊。那天当吴亮身穿黑色T恤站在酒吧里等我们时，我固执地认为一头长发的吴亮与身后青铜色酒吧背景非常匹配。事实上吴亮外表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位狂狷、孤傲的勇士，但真正走近他，会发现其实是一个随和又不失风趣的普通男人，就像采访前为了替他拍照，他很“乖顺”地被折腾来折腾去，完全出乎我们的想像。说实在话，这年月真正让人“服”的人并不多，而吴亮正是靠他批评家的率真和画廊老板的宽厚，使顶层画廊在圈内外声名鹊起。那天当吴亮手拿烟斗微笑地坐在窗前接受我们采访时，他的助手赵丹虹小姐坐在旁边打起了毛衣，一时间竟让人有时光倒流恍若隔世的错觉，随着吴亮的那支烟斗的缕缕青烟，开始了这次愉快的访谈。我不喜欢转型这个词 　　记者：从80年代的作家、评论家到今天的策划人和画廊老板，你是怎么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的？ 　　吴亮：其实我不喜欢转型这个词，我这种角色的转换是自然而然地变化，我这个人生活中其实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计划，之所以做事情是每天都闲着，有过剩的精力。当然谋生是不用说的，我们都要谋生。我本人在这个艺术圈内，当我认识这些画家时，早在80年代，当时那种交往完全是一种生活状态，我不能说我以前的作家朋友不好玩，可能我这个人有点喜新厌旧，而觉得这些艺术家可能更好玩一些，他们的生活情趣、他们的状态很有意思，我就和他们混在一起，但是压根儿没想到日后会做画廊，包括陆陆续续写一些评论，像汤国、徐累、赵勤都是交往多少年以后才写两千字的文字。交往这么多年才写两千字，这种写作成本也太高了，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和他们交往本身就很愉快，写评论文字倒是次要的，这完全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且这种文字完全是私人化的东西，没有功利性，没有废话，反而更为真实。可能我以前在文学圈的成就，我的名字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说，我的文字他们还比较喜欢，在这个圈内他们比较认我。画廊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 　　记者：顶层画廊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你能对它做一个准确地勾勒吗？ 　　吴亮：画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经常空空荡荡的空间，因为画廊真正举行艺术画展、时尚派对等活动只占平时空间的几十分之一。更多的时间，是我和赵丹虹空荡荡地守候在这里。很多人是通过阅读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来了解顶层画廊，有人甚至称它为“上海制造时尚的根据地”。究竟是我们对画廊感觉真实，还是通过媒体对画廊感觉真实，有时我想可能媒体更为真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对整个世界构成的现状都是通过媒体来完成的，我认为媒体的力量真是太了不起了，当然媒体会有误导，因为它有选择性，但不管怎么说，媒体看画廊才是最真实的。 　　记者：据我所知上海有几十家画廊，为何顶层画廊在公共媒体点击率那么高，有何绝招？ 　　吴亮：其实画廊本身倒没有什么新闻性，真正有新闻性的也就是营造装修了一个顶层酒吧，以酒吧的方式装饰了一个空间。当初看房子时倒没有这个想法，走上来一看，这么大的空间，光做展厅太浪费，完全有条件做一个酒吧。我就请了一位朋友叫王澍的帮我设计，他是同济大学的一位建筑博士，应该说设计是极简主义风格，利用最基本的材料，譬如钢材、木头、玻璃和皮革，以及现成的混凝土现场。设计最大的特点是“留下了可能性”，场地可以适应各种画展、派对和主题活动。当然也有一些上海的白领认为这里太超前了，没有情调，但相对画廊来说其实它是最适合的，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系列艺术时尚派对和主题活动，主要是把视觉艺术、时尚元素、好看好玩的东西糅合在一起。顶层画廊已成为上海摄影师们频频“猎艳”的地方，因为他们每次都能拍出很好的作品，譬如我们马上举行的各种军装派对。其实我不是一个尚武的人，我崇尚和平，反对暴力。这些昔日的军装如今成了摆设这才更有象征意义。当然我们搞这类活动更多不会强加它的文化意义，搞个活动无非就是轻松一点，好玩一些，可能这种心态更能符合生活的本来状况，因为面对世界上许多事情，我们真是太无奈了。真正的主角是来宾和朋友 　　记者：有人称顶层画廊为“媒体上的画廊”，你如何看待媒介的炒作？ 　　吴亮：以前先是这个画家画得好，然后才有名，而现在反过来，先是有名，然后才一窝蜂地称赞他的画。对画的判断和体育竞赛是两码事，体育比赛相对会有个竞赛标准，而文化艺术品完全可以通过人为炒作来完成，当然前提必须要有可说的东西。现在社会普遍出现的一种状况，不是“了解”，而是“知道”，“知道”和“了解”是不一样的概念。顶层画廊在开张以来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统计，一年当中报道画廊的文章、图片等信息就将近1000条，这种势头我觉得很惊讶，是不是新开一家店大家都觉得好奇，今后走下去会不会降温，实践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记者：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与你吴亮个人魅力有关？ 　　吴亮：也许是，但我很奇怪，我的魅力何在呢？除了说，我还能干什么？（笑）为什么每次举行主题活动和派对会吸引那么多媒体朋友，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每次做到什么程度，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完全靠大家现场的参与共同来达到一种效果，这种不可知性也许是画廊的魅力所在，事实上许多人往往在这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当然越是这样，对我们策划活动也是一种挑战，不但要了解他们的想法，也要现场捕捉刚刚冒出来的偶发性，如何调动和发挥大家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这才是主要的，这方面赵丹虹起了很大作用。其实，这类的活动真正的主角是来宾和朋友，而画廊只是陪衬。一只笼子在等一只鸟记者：有人认为，吴亮做的展览挺有文化感的，但是好像不怎么考虑商业的操作和回报，甚至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画家更感兴趣，你做画廊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吴亮：不错，从我画廊来说，对那些“未名”的艺术家，对那些前途未卜的年轻艺术家也许我更感兴趣，甚至他的东西好坏暂时莫衷一是，但他确实有一些东西吸引着我。我不会用经典大师的东西去比较他们，说他们像谁或不像谁。现在一些批评家以为熟悉美术史，走了世界几个地方，看了几幅大师的原作，就可以有资格对画家说三道四，我觉得这实在不算本事。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譬如会说、会唱、会画，你不能因为有人已灌了唱片，你就不唱这首歌，有大师的经典放在那里，你就不做类似的事情。我曾对媒体讲过这句话，我们不因为梦露死了，我们就不找情人。我知道有些画廊在经营上做得不错，但是我不想去向他们学习，因为经营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也懒得主动去寻找画家，我更愿意坐在画廊里守株待兔。画廊就像是一只笼子在等一只鸟。我自己确实对成功无所谓 　　记者：现在社会上充满“成功人士”和“成功男人”的字眼，连媒体也不能免俗。你如何看待成功？吴亮：社会上所谓成功的概念，是以成败论英雄。就像凡高生前根本不成功，生后才获得成功，生前他在非常困难、在成功几乎是无望的情况下，还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然他也希望成功。现在整个社会也是以成功论英雄，不管你东西怎样，只要赚钱就是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你有钱你就牛，这种价值取向会人为地让世界乱了套。 　　我自己确实对成功无所谓，就像我这个画廊目前还没有赚钱，但因为这件事有价值，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赞助商都在坚持做下去，他们不认为赚钱是成功的惟一标准，至于别人怎么评判包括大众媒体怎么评判，我认为都是次要的。当然艺术这东西，我们也不要求大众去全盘接受，因为大众毕竟是浅层的，他们还是为基本生存在挣扎，毕竟艺术还是少数人的事情。当然我也反对把艺术自命为象牙之塔。人是分类的，社会的生存方式有它的多样性，人的教育程度、艺术素质都会有它的差异性。人生很短暂，有效的生命更短，你马上想做很多事情根本不可能，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尽量把它做好。时尚是一件很盲目的事情 　　记者：顶层画廊被人称之为“制造时尚的根据地”，你对时尚如何理解？ 　　吴亮：关于时尚，在历史上，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以前并没有时尚之说，因为人都是分阶级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但现在随着全球化、资讯的跨国界和经济的重新洗牌，已经打破这个壁垒了。你是农民发了财就可以买法拉利跑车，你开大排档发了财一样可以拥有珠宝首饰，所谓阶级在金钱的摧毁下不堪一击。花样翻新是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年轻人，尽管阶层在解体，但人需要一个认同。时尚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志，大家都为了穿同样的衣服走到一起来了，就像凭国际歌找到自己的同志一样。除了社会心理这样一个内在动力，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在推动它，假如没有名牌、没有广告、没有消费，经济肯定会萎缩掉，也会出现更多的失业。只有时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经济才会向前发展。时尚其实是一件很盲目的事情，它是无序的。生活当中我是很懒惰的人 　　记者：除了经营画廊和写作之外，你对生活是什么态度？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人？ 　　吴亮：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譬如我到南京，那儿也不去，我就愿意坐着和朋友聊天，坐着吃饭，坐着喝茶，几乎都坐着。我不太喜欢长途跋涉去旅游、去爬山、去游泳。假如我去旅游的话，一定会有几位相同趣味的朋友，一路有话题才行，我不会专程为奇风异景去赶场子。当然这种冲动年轻的时候有过，那时我在工厂当12年工人，整天生活在流水线上，特别压抑，稍微有点时 　　间请个假，把微薄的工资省一点下来，拼命想出去，就想获得真正自由的感觉。现在我已经获得一种自由，我的身体、我的心灵，虽然程度不是很高，但我现在还是保持一种自由的状态，其它方面的吸引也就无所谓了。 　　记者：当初你在工厂里苦苦奋斗时，曾经想到过今天的生活状态吗？ 　　吴亮：不，我没有奋斗过，在工厂里我是非常乏味的，做过泥瓦工、板金工、钳工、冷气修理工。我那时在工厂里看书，实际上也是一种逃避，没有其他选择，但也明白不能逃避生活，必须要和大多数人一样上班养家糊口，那时仅仅靠省钱买书是不够的，大部分都是借书，当时学习到的知识在当时是支撑我的，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影响我，但是对我形成这样的生活状态是绝对重要的。激动人心的爱情都是毁灭性的 　　记者：你如何对待爱情？你对爱情是怎么理解的？吴亮：在这样的一个功利的世界里，爱情就是让人疯狂，爱情是一个毒药，它是脱离常规的，它必然是毁灭性的。只有美丽、激动人心的、有后遗症、对人伤害很大的那才叫爱情。如果两个人仅仅是两情相悦那绝对不是爱情，只是相互爱慕而已，爱情就是疯狂，许多爱情小说和故事都告诉我们，凡是激动人心的爱情都是毁灭性的。